作為一名長期致力于殘疾人事業的工作者，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殘聯副主席王新憲在殘疾人領域傾注了畢生的精力與情感。

王新憲：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高級經濟師。肢體殘疾。現任中共第十八屆中央委員，中國殘聯第六屆主席團副主席。

他看到了“大”——殘疾人事業是社會文明的標桿，我國8500萬殘疾人及其直接影響的2億群體，需要社會的關心、理解和幫助。他們不是社會的包袱，可以與健全人同在藍天下成長，為社會創造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

他觀察到了“小”——在參加全國政協組織的無障礙環境建設調研時，他問聾人手語翻譯：如何用手語表達網絡詞語“洪荒之力”？公務員考試體檢能否針對殘疾人調整標準、食品藥品包裝上能否增加盲人可識別的信息……

我國助殘事業有了重大突破——全國兩會前夕，國務院常務會議發布了首個《殘疾預防與殘疾人康復條例》（簡稱《康復條例》），將殘疾預防與康復事業提升至新的高度；隨后，我國修訂了1994年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教育條例》（簡稱《教育條例》），突出融合教育，彰顯了教育公平。

“這是‘五個統籌’、‘四個全面’的應有之義。”王新憲不無激動地說，“將殘疾人納入‘統籌’中，在實現全面小康的過程中不掉隊，能改變他們的前途和命運。”

教育讓殘疾人不再“與世隔絕”

■《教育條例》修訂的根本意義在于，它鮮明地體現了對殘疾人教育的法律保障、教育資源保障、教育行政管理保障。

■如果失去接受教育的權利和學習的機會，人的“社會化”進程就中斷了，生命意義實際上就不存在了。

記者：我國曾在1994年頒布首部《教育條例》。時隔23年后，國家對其修訂并公布。在您看來，修改原有條例的深層現實原因是什么？《教育條例》實現了哪些根本突破？

王新憲：前版《教育條例》有兩個歷史背景：一是早在1990年，我國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障法》，它明確了殘疾人受教育的權利，前版《教育條例》隨之出臺。當時，我國健全人中還存在大量的文盲，農村健全孩子失學、輟學現象普遍，人們對殘疾人教育的認識還是很粗淺的。在這種條件下，《教育條例》能出臺已經是很大的進步了；二是它難免受當時歷史條件的局限，許多條款是倡導性的，甚至只是愿景，難以全面體現國家的意志力。

修訂后的《教育條例》有許多亮點。首先，它彰顯了教育公平。殘疾人受教育權利得到進一步的保障，摒棄了各種顯性、隱性的殘疾歧視；二是凸顯了職業教育的重要性，有利于殘疾人就業。從這個意義上對殘疾人來說，職業教育比學歷教育顯得更為迫切；三是提倡融合教育等現代教育理念。讓有心身障礙的殘疾人在沒有歧視的社會環境下，享受同等機會和條件，一起接受優質的教育，這也是教育公平的制度體現；四是把掃除“文盲”作為殘疾人教育的緊迫任務，這對實現全面小康的目標任務關系重大。

因此我認為，《教育條例》修訂的根本意義在于，它鮮明地體現了對殘疾人教育的法律保障、教育資源保障、教育行政管理保障，同時，為目前正在實施的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計劃提供了強勁動力，必然會對我國的教育事業產生深遠的影響。

記者：盲人姑娘董麗娜2011年兩次報名參加北京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均遭拒絕一事，曾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關于殘疾人接受教育遭拒的類似案例，媒體屢有報道。請您結合您自身經歷談一談，教育對殘疾人而言意味著什么？

王新憲：就個人而言，是教育和實踐改變了我的人生。我曾因殘疾被拒之升學的門外，當時很難過地流下了眼淚。工作以后，我爭取機會參加各種在職學習，一直沒有停止接受教育。通過學習與實踐，提高了自立能力，也增強了對社會的信心。如果失去接受教育的權利和學習的機會，人的“社會化”進程就中斷了，生命意義實際上就不存在了。

我還認為，教育的本質是通過塑造人本身來改造社會。殘疾人只有通過教育的途徑，才能使自己具有“一技之長”，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社會成員，同時享受到社會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否則，你就進不了社會這扇門，成了事實上的“與世隔絕”。其次，作為一名殘疾人，你改變不了身體殘疾的現實，但通過接受文化教育，可以幫助你跨越殘疾帶來的障礙。比如，許多手腳不方便的殘疾人，通過互聯網通信技術等，在家里就可以實現多種形式的靈活就業。還有，很多殘疾人是具有天賦和潛質的，如果在學齡階段失去受教育的機會，可能從此失去發揮獨特才能的空間，這一點對殘疾人影響尤為長遠。

讓農村殘疾人“精準康復”

■除了把現有殘疾人工作做好外，還應重視把控源頭，殘疾預防意義重大。

■地方財政再困難，也不能缺殘疾孩子康復的錢，這是民生中的大事。

記者：我注意到，本次發布的《康復條例》，在總體思路上，強化了全社會的殘疾預防意識，并要求充分發揮部門的協同作用。殘疾預防涉及醫療、教育、安全生產、職業病防治等多個領域，如何強化全社會的殘疾預防意識？

王新憲：殘疾預防，每一位公民、每一個家庭都有責任。如，應大力提倡婚前檢查，我認為，它不僅不會影響新婚的“感情”、“信賴”，還為婚姻上了一層理性的“保險”。現代人應該懂得利用科學知識造福自己、造福社會。

解決殘疾預防要與奔小康的目標結合。越貧困的地區，先天殘疾就越多，近親結婚、缺醫少藥、地方疾病等都是致殘原因。讓當地擺脫貧困、加強醫療保健是最根本的手段。

按照有關部門測算，每年新產生的殘疾人有200多萬。國家應對出生缺陷干預加大投入，可以大大減少先天殘疾的數量和減輕殘疾的程度。

此外，還應高度重視預防老年殘疾。現在很多老朋友見到我開玩笑說：“新憲，我很快就進入你的隊伍了。”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壽命越來越長，發生殘疾的風險就越高。比如，老年性白內障、老年性耳聾、老年性失能，等等。防范老年殘疾風險，需要普及現代醫學知識，改善人們的生活習慣，不斷提高醫療保障水平。

記者：從宏觀層面來看，《康復條例》取得了哪些突破？

王新憲：2008年8月，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殘疾人事業發展的意見》中，就提出了要高度重視殘疾預防問題。我國殘疾人口那么多，對經濟社會發展影響極大，除了把現有殘疾人工作做好外，還應重視把控源頭，殘疾預防意義重大。在這一共識下，國家對殘疾預防做了多項中長期規劃，將其列為殘疾人事業五年工作綱要中的主要指標，但上升到法律層面，這是首次。

首先，將殘疾預防的認識提升到一個新臺階，它是一個全民參與、政府負責的系統工程。打個比方，如心腦血管疾病也可以造成運動功能障礙，因而，預防重大疾病也是預防殘疾。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康復條例》將促進社會對殘疾預防加深認識，將其提升到與重大疾病預防的同等重要位置上；其次，《康復條例》全面融匯現代康復理念，為今后更好地吸收和借鑒國內外先進經驗提供了法律保障。再者，明確了該項工作的責任主體，部門分工明確，有利于相關工作的落實。

《康復條例》在殘疾預防和醫療保障方面，將殘疾人納入基本醫療保障范圍，對困難殘疾人給予補貼和救助。今后，0-6歲殘疾兒童和孤獨癥兒童有望免費得到手術、輔助器具配置和康復訓練等服務。這個階段屬于搶救性康復階段，如能得到及時康復，就能給孩子帶來一輩子的人生希望。所以我經常說，這6年的付出，至少給這些家庭帶來60年的溫暖，國家和社會也都因此而受益。在這方面，怎么付出都不為過，人民群眾都會支持、理解，地方財政再困難，也不能缺殘疾孩子康復的錢，這是是民生中的大事。

記者：您剛才也提到，目前我國的康復中心已經建到了縣級，但是對比城鎮，廣大農村地區殘疾人享受的康復服務仍有欠缺，如何去除這一公共服務的短板？

王新憲：“十二五”期間，我國有1300萬殘疾人得到康復。殘疾人專門的康復機構現在已經發展到7111家。開展社區服務的縣市區達到2956個，殘疾人的康復隊伍有19萬多人。在我們取得巨大進步的同時，農村康復服務仍待改善。

要把殘疾人康復服務延伸、覆蓋到農村的“自然村”。舉個例子，貧困農村的精神病人經常就是“關鎖病人”，家人怕他們鬧事、出事，迫不得已把他們關起來。應該怎么做？“新農合”應解決農村貧困精神殘疾人服藥問題；當地農村條件有限，應及時地通過轉診獲得康復醫療和救助。

要全面掌握農村殘疾人真實情況，為其提供精準的康復服務。前段時間，中國殘聯對全國持證殘疾人狀況做了一次全面的調查，掌握了詳實的數據，這對今后康復工作的深入夯實了基礎。

說到底，設施硬件和隊伍建設是農村康復服務的兩個抓手。有了基礎設施，殘疾人康復有處可去，專家下基層服務也有個場所。對比8500萬殘疾人，目前我國康復專業隊伍不到20萬人。我認為，在加快小康進程的過程中，要把康復專業隊伍建設放到重要位置予以解決。從事康復、托養工作的同志，他們用生命的蠟燭點燃文明進步之光，要善待他們，提高其生活待遇，解決進修培訓、職稱評定等實際問題。

就業扶貧要達標，還要謀發展

■應該更多地把資金投向社會，投向殘疾人就業方面能直接受益的地方。

■要防止地方為了完成任務，采取簡單的“加減乘除”的辦法，搞數字扶貧、假扶貧。

記者：從法規政策上來說，要求單位按比例安排殘疾人就業。總體上來說，通過繳納就業保障金，也是一種來履行社會責任的選擇。如何讓“殘保金”發揮最大效益？

王新憲：殘保金是政府基金中的一項。目前，殘保金收取越來越規范，對殘疾人就業保障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同時，它的使用效能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它可用于殘疾人職業培訓。按對社會培訓機構發放殘疾人培訓補貼，調動“民間”的積極性。應該更多地把資金投向社會，投向殘疾人就業方面能直接受益的地方；同時，對安置殘疾人就業數量多、效果好的企業給予獎勵；應該拿出部分資金改造適合殘疾人的就業崗位，比如無障礙建設、改造殘疾人操作的機器設備等；還可以對處在學習培訓期間、生活沒有保障的殘疾人給予補貼。

記者：殘疾人就業方面，中國殘聯要求要千方百計做好農村殘疾人教育培訓工作，提升殘疾人綜合素質和社會競爭力，加大對貧困殘疾人生產勞動、就業創業和參與社會生活的各項扶持力度，發揮扶貧的長期效應。這一點如何實現？

王新憲：就業與扶貧有很高的關聯度。城市里往往扶貧是就業，農村中就業先要扶貧。目前，我國約有413萬名殘疾人的年收入低于國家貧困標準線；在農村，還未入學的殘疾孩子大概有27萬人。

對殘疾人來說，殘疾程度不同，就業的選擇和渠道有很大差別。

農村輕度殘疾人較容易安排，應該下最大功夫助其就業。可以對他們開展種植業、養殖業、手工業等的技術培訓。職業培訓如果到位，就能幫助他們脫貧。當然，還要采用如“公司+農戶”等模式，依靠當地黨組織、政府相關部門、扶貧機構等為其提供種苗等物資和技術支持，幫助他們疏通市場銷售渠道；對待中度殘疾人，要幫助他們進行輔助性就業，靠勞動解決一部分生活補貼，同時進行職業康復；對于重度殘疾人而言，要通過托養等“陽光計劃”項目，以集中照料與家庭托養相結合，減輕殘疾帶來的沉重負擔，幫助這些家庭走出“因殘致貧”“因病致貧”的困境。

發動社會力量幫助殘疾人就業很重要。我在調研中到了山西運城的一家企業，他們多年來堅持幫當地殘疾人檢測土壤，免費將化肥送到殘疾人家里面，這讓我很受感動和啟發。然而，社會力量幫助殘疾人就業創業仍需政府支持，當地政府要把清單拿出來，告訴人們殘疾人在哪里、需要些什么幫助，以利于社會力量的幫扶。

記者：當前的殘疾人精準扶貧工作中，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將貧困殘疾人一股腦地都當成“病人”認識；將已納入建檔立卡的貧困殘疾人都作為“兜底一批”對象一兜了之；將貧困殘疾人的少數淹沒在脫貧攻堅的多數之中，以平均數掩蓋這特殊的少數；將脫不了貧、解不了困的殘疾人作為“被允許”貧困發生率的沉淀對象。我們的精準扶貧工作如何更好地惠及殘疾人？

王新憲：殘疾人扶貧是一項攻堅任務，扶貧扶到最后面很可能就是殘疾人。殘疾人精準扶貧，不光要解決達標問題，還要解決發展問題。也就是說，不僅要對其兜底，還要加強其穩定性，拓展他們發展的空間，確保其脫貧后繼續提升生活水平而不會返貧。黨中央、國務院扶貧力度很大，習近平總書記說過，在實現全面小康的進程中，不能讓一個殘疾人掉隊。因此，要防止地方為了完成任務，搞數字扶貧、假扶貧等現象。

殘疾人事業是社會問題的導向

■殘疾人是困中之困、難中之難，當我們能夠找到問題最難的節點時，離解決問題的終點可能就很接近了。

■我們不僅要拿奧運會的金牌，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成為生活的冠軍。

記者：您長期致力于殘疾人工作，您如何看我國殘疾人事業對社會發展的作用？

王新憲：全社會理解、關心、幫助殘疾人，已經成為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那么，我們也可以思考：殘疾人和殘疾人事業對社會的貢獻體現在哪里？這是個大題目，我談點淺顯認識。

首先，殘疾人不是社會的包袱，8500萬殘疾人中蘊含著巨大的生產力，他們也是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創造者。無數優秀殘疾人的事跡早已證明了此點；同時，殘疾人的自強不息精神，體現了中華民族在艱難困苦中不屈不撓的頑強精神，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生動體現；殘疾人和殘疾人事業涵養了具有獨特魅力的文化境界，我將其概括為“自信文化”。與勵志文化相比，自信文化更具感染力和震撼力，它彰顯殘疾的哲學精神，是我們知難而進的強大動力。我們都應具備這種精神，要當生活的強者，對社會有貢獻，至少應自食其力。如同參加殘奧會的運動員所說，我們不僅要拿奧運會金牌，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成為生活的冠軍。

記者：這是一種獨特的感染力，持續影響著文明進程。

王新憲：殘疾人和殘疾人事業的重要社會貢獻，就是我們常說的社會問題導向。如何看待、如何解決殘疾人的問題，作為導向，它帶領人們更深刻地思考、尋求解決錯綜復雜社會問題的路徑，它是一把鑰匙。在困難群體中，殘疾人是困中之困、難中之難，當我們能夠找到問題最難的節點時，離解決問題的終點可能就很接近了。把殘疾人的問題解決好，把殘疾人事業發展好，實際上解決的是人類對自身進行終極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