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文化是對人類文化的全新建構。新媒體的文化精神主要體現在：強調互動，追求平權；回歸“本我”，崇尚自由；標榜“草根”，抗拒精英；高揚感性，尊重個性。

近期，由重慶大學新聞學院主辦的“傳播媒體與文化建設高端論壇”在重慶舉行，來自重慶當地主管部門的領導和國內10余所高校的30多位新聞界的專家學者出席論壇并作了主題演講。

南京大學丁柏銓教授就新聞媒體與文化建設中的文化心理引導問題作了主題演講，他指出，前些年，國民與民族對英烈、災難和恥辱的記憶出現了亂象——以權大者、錢多者為偶像，而不以民族脊梁為偶像；對應崇敬的對象，反而進行鄙夷、加以譏諷。對此，丁教授認為新聞媒體應承擔起引導文化心理的責任，具體到操作層面，主要應做到以下五點：在輿論引導過程中，重視文化心理引導；不炒作與積極的文化心理相悖的內容；強化對民族脊梁的報道；加強對矮化、丑化英烈的行為的批評；文化心理引導要入耳、入心。

面對新媒體與文化生態的重構，重慶大學董天策教授認為傳媒與文化生態高度相關，作為基于信息技術引發的全球性文化現象，新媒體文化是對人類文化的全新建構。新媒體的文化精神主要體現在：強調互動，追求平權；回歸“本我”，崇尚自由；標榜“草根”，抗拒精英；高揚感性，尊重個性。與此同時，新媒體文化也存在著諸多悖論：對傳統文化的拓展與沖擊；自由狂歡與侵權、亂世；草根性與精英化；全球化與民族性。董教授指出，研究網絡與新媒體對文化生態的重構要做到以下三點：避免籠而統之的全面性、本質化概括；借鑒、吸收文化研究的思路；明確問題，結合語境，作出學理性的闡釋分析。

互聯網的出現使傳媒生態發生了深刻變革，傳媒與文化的關系從原來的自說自話變為互動共存。中國抗戰大后方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主任周勇，以“重慶抗戰大后方工程”為例，詳細闡述了媒體與文化建設之間的互動與依存關系。周勇主任指出，第一，媒體對抗戰遺址保護情況的報道，推動了“抗戰大后方工程”的順利進行；第二，媒體的報道傳播了“抗戰大后方工程”的成果，包括拍攝紀錄片《大后方》、電視劇《周恩來在重慶》，引進美國奧斯卡獲獎紀錄片《苦干》等；第三，“重慶抗戰大后方工程”產生的大批文化產品，也同樣塑造了媒體的品牌，成為具有文化自信、文化自覺的典型。

文化主權是彰顯文明生存正當性的最高權力體現，主流媒體要承擔起捍衛中華民族文化主權的歷史重任。天津師范大學劉衛東教授以媒介形象設計為切入點，探討了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主權意識。劉教授指出，在技術層面，主流媒體應通過對新聞信息的話語結構進行整體藝術形塑；在社會層面，主流媒體應通過新聞作品提升個體文化主權意識。

浙江大學李杰教授則以杭州為例，探討了“互聯網+”時代的文化創意與城市發展。他指出，杭州的文創產業是一種極具研究價值且值得推廣的模式，其重心在第三產業，特點是以服務業立足，尤其是與互聯網相關的互聯網金融、電子商務、大數據等產業發展極快。“杭州模式”可總結為“一種理念三個平臺”——以“文化為民，落地生根”為理念，以“互聯網、會展、金融”為平臺。其實現路徑涵蓋了頂層設計、制度創新、財政支持、平臺搭建以及與多個產業相融合。

上海大學吳信訓教授同樣關注科技與文化藝術之間的深刻互動，他將新媒體視為“文化藝術創新的引擎、杠桿和本體”，在新媒體擁抱文化藝術的時代，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關鍵在于要“以科技作為引擎力，以原創作為生命力”。

重慶大學龍偉研究員則分享了他關于新中國成立初期上海報業變革與工人階級文化建設關系的研究。1949年人民解放軍進駐上海，成立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委員會發布《關于上海市報紙雜志通訊社登記暫行辦法》，該辦法標志著國家嘗試以新的標準、文化來整合、統率上海的新聞事業，新的報業格局隨之形成，報業要宣傳和建設的是“為生產服務，為工人階級服務”的文化。1952年之前，為解決上海報業經濟困境，夏衍等人采取了“整編機構、明確分工、改進工作、公私合營”等調整措施，旨在“成為人民的報紙”。

楊紹婷（重慶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郭小安（重慶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助理、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