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眼于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已成為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和轉變政府職能的“當頭炮”。在陸續召開的地方兩會上，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成為兩會“熱詞”。

在今年的浙江省兩會上，“最多跑一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九三學社社員、浙江大學教授范柏乃就為此叫好，他也關注到浙江各地陸續公布的“最多跑一次”清單。其中，杭州市公布了包含33大項、174個小項的審批服務事項等“最多跑一次”的清單，有98項在今年就可以實現。范柏乃認為，行政審批改革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改革的推動離不開思路的轉變。還應該建立相應的問責機制，政府部門無法兌現，就必須要問責。”

以往群眾對政府部門的印象是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根據國務院第三次大督查的結果，近年情況有所改觀。國務院已審議通過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共618項，提前兩年完成削減三分之一的任務。這些數字是國務院審改辦推動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直接成果，但仍有不足，市縣作為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最后一公里”，也是“中梗阻”的高發地。

在武漢市兩會上，民盟武漢市委會在提案中指出，在推進行政審批改革措施過程中，存在著行政審批局籌建遲緩，市、區行政審批機構設立不同步，各區行政審批局編制配備不足等問題。為此，民盟武漢市委會建議，通過設立全市統一的審批事項流程，建立全公開的陽光審批制度，建立多方共同參與的審批權力監督管理體系，利用互聯網技術打造新平臺，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

簡政放權，絕非“一放了之”，而是要“放得巧”更要“管得好”。各級政府審批事項進一步精簡、行政權力進一步清理，“批后監管”如何同步跟進的問題突出地擺在行政機關面前。

民革甘肅省委會向甘肅省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建議，加強批后監管，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去審批絕不等于去監管，許多審批事項的取消都涉及后續替代性監管的有效填補。加強批后監管要積極探索與監管目標匹配的監管方式，取消審批后，政府應繼續跟進，進行政策調控；建立監管主體的協作聯動機制，在監管手段上綜合運用不同獎懲機制，降低事中事后監管環節的執法成本、提高執法效率；加強事中事后監管措施的常態化評估，去審批后續監管措施的設計也非一蹴而就，隨著行政任務的變化需要不斷評估修正。建立與全省經濟發展相適應、相銜接的行政審批制度和行政管理體制。

在寧夏兩會上，民革寧夏區委會從加快推進“五證合一、一照一碼”登記制度改革的角度，為政府進一步實現簡政放權“支招”。民革區委會認為相關部門原有的辦事制度、程序已經與現有“五證合一、一照一碼”登記制度改革工作不相適應。為此建議，從盡快將個體工商戶納入“一證一碼”范疇，盡快開發統一的協同辦公系統，由政府應當協調相關部門主動適應商事制度改革工作新常態，及時適應改革帶來的新變化，使全民都享受到“五證合一、一照一碼”登記制度改革帶來的改革“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