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楚辭·卜居》

《鴨頭丸帖》是東晉大書法家王獻之的傳世名作《鴨頭丸帖》是東晉大書法家王獻之的傳世名作

在古代，鴨子不僅是提供肉食的家禽，還是滋補的食材，更是一味藥材。在中醫看來，鴨肉性味甘、寒，入肺胃腎經，有滋補、養胃、補腎、除癆熱骨蒸、消水腫、止熱痢、止咳、化痰等作用。

這鴨子和書法有著一段奇緣。東晉大書法家王獻之，王羲之之子，雖然享有盛名，可惜流傳下來的墨跡極少。《鴨頭丸帖》即是他的傳世名作，也是他書法作品中的傳世真跡，寫在絹上，全文兩行共十五字，“鴨頭丸，故不佳。明當必集，當與君相見”。顯然，這不是什么事先準備、刻意而為的藝術作品，僅僅是作者隨手而書的一紙寫與友人的便條，不想寫者無意，受者有心，遂收藏而成絕世名品。現為上海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帖中所談到的“ 鴨頭丸 ” 是一種中成藥。宋代嚴用和《濟生方》云：“ 鴨頭丸，治水腫，面赤煩渴，面目肢體悉腫，腹脹，喘急，小便澀少 …… 甜葶藶略炒、豬苓去皮、漢防己，以上各一兩……為細末，綠頭鴨血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七十丸，用木通湯送下。”

東晉的文人雅士特別喜好養生，王獻之大概身體不大好，朋友們推薦鴨頭丸可強身補體，遂購而服之，不過使用后并無起色，于是大為失望，留下那張便條表示鴨頭丸徒有虛名，療效全無，明天大家聚會，到時再和大家見面討論這帖藥。

鴨頭丸其實深得歷代名醫推崇，似乎不是空穴來風。明代醫藥學家李時珍的《本草綱目》說道：“鴨頭丸，治陽水暴腫，面赤煩躁，喘急，小便澀，其效如神。此裴河東方也。”能夠進入一絲不茍的李時珍法眼，恐怕不會有假吧。倘若達不到療效，會不會和藥源有關？

李時珍證明“鶩”是家鴨，而“鳧”乃野鴨

其實，鴨子并不是只有一種，當中牽涉李時珍和屈原兩位名人。前者是實證主義的醫藥家，后者為浪漫主義的文學家，看似風馬牛不相及，豈料瓜葛竟跨越近兩千年。李大醫師自幼博覽群書，醫藥經典更爛熟于心，“ 前人之述備矣 ”，但無奈中藥“ 品類既煩，名稱多雜，或一物而析為二三，或二物而混為一品 ”，于是他“ 讀書十年，不出戶庭 ”，決心“ 窮搜博采 ”，糾正古人的謬誤。

古代醫書中常出現“鶩”與“鳧”，似乎都是鴨子。歷代藥物學家對此眾說紛紜，爭論不休。李醫師讀書破萬卷，發現屈夫子的《楚辭·卜居》云：“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 ， 偷以全吾軀乎？”（是寧愿昂然自傲如同一匹千里馬呢，還是如同一只普普通通的鳧隨波逐流，用偷生來保全身軀呢？）又云：“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是寧愿與天鵝比翼齊飛呢，還是和雞、鶩一起爭食呢？）詩人把“鶩”、“鳧”對舉并稱，證明它們不能畫等號。詩中出現鶩和雞爭食的意象，又描繪鳧在浩浩江上浮游的景觀，由此，李時珍證明“鶩”是家鴨，而“鳧”乃野鴨。

二鴨藥性不同，鳧“肉肥而不脂”，“凡滯下泄瀉、喘咳上氣、失血產后之癥，服此最宜”。鶩則“補虛除熱，和臟腑，利水道，主小兒驚癇”。家鴨由野鴨馴化而成，它們的差別主要源于生活環境的差異。

鴨頭丸，李時珍說得很清楚，把它歸類于《本草綱目》卷四十七“鶩”條，顯然他認為得用家鴨的血才能制作藥丸。王獻之服藥罔效，難道是他的藥丸沒用家鴨，而是用野鴨熬制而成嗎？不是沒有可能，物以稀為貴嘛，古人大概覺得野鴨更為難得、名貴，藥用的價值更高，獻給大名流當然要上品，遂取而代替家鴨。

鴨種至關緊要，決定了這道佳肴獨一無二的鮮美

同樣道理，著名的“北京烤鴨”，其燒烤的鴨子也大有來頭。這是由古代生長在中國北方的一種原種白鴨，經過幾百年的馴化、飼養，加上運河之谷物等格外優越的飼料條件，再輔以鴨農精心的選種培育而逐漸形成的優良品種。可以說，鴨種至關緊要，決定了這道佳肴獨一無二的鮮美。如果選用其他鴨子，估計也只能蒙騙一下味蕾不太發達的普通食客罷了。類似事例很多，當年晏子使楚時，就以橘子反擊楚王的侮辱：“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同樣的種長于淮南則甘甜可口，長于淮北卻苦澀酸牙，而從果子外貌難辨彼此。

由此我聯想到家鄉廣東新會知名的陳皮，此物入藥必以新會柑之皮為最佳，曬干后以陳久者為上品，具“理氣健脾，燥濕化痰”之效。南方柑橘遍地，論肥大多汁、色紅肉嫩亦有優于新會柑者，奈何論果皮藥效，只有新會柑首屈一指。同理又如云南文山之三七、吉林白山之人參，產地至關重要。

新會人愛吃，而清明前后新會睦洲鎮的黃沙蜆，身圓大，肉肥嫩，味清甜，遠勝他鄉，只此一處，別無他家。蓋因生活地域不同，體內元素有別，終致口味大相徑庭。

中醫學很講究辯證論治，講究個人體質的差異，同樣是人，即使病癥相同，但施以的治療方法可以完全不同，由此可見，王獻之服用鴨頭丸效果不理想，除了藥材原料有問題外，個人的體質、稟賦或許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他們都有病：中國歷史大人物的身體隱情》　譚健鍬　　現代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