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全國政協委員這幾年，見證了中國教育的變化，當然，也以“委員”這一身份，利用調研、提案等形式，參與并推動。

作為一名全國和地方兩級政協委員，幾年間，我曾奔赴到省市縣鄉村開展調研工作，針對了解到的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問題撰寫提案40余份。

這些年，我國教育改革發展取得了顯著成就，教育總體發展水平進入世界中上行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深入推進，立德樹人根本任務有效落實，學生思想道德素質持續向好，教育公平取得重要進展，高校服務經濟社會發展能力顯著增強，教育發展能力顯著。

教育改革進步與發展，得益于黨中央和國務院對教育的正確領導，得益于教育工作者的長期堅守推動，有些也得益于政協委員的參政議政、建言獻策。

讓我感受到最多、體會最深的便是我作為教育界委員長期關注的教育治理。自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之后，教育部在隨后的教育工作會議上提出了“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加快推進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拉開了全國教育治理的序幕。

在“國家治理”概念提出之后，我作為委員覺得這一主題將是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一項長期的處于頂層設計的重大改革，因此結合自身所學專業，一方面深入社會調查，一方面加強分析研究，擬將此作為本屆政協委員履職后一階段的主要提案選題方向。為此，2014年，我向全國政協提交了《關于完善國家治理架構設立審計監察委員會的建議》《關于加強行業性社會組織規范治理的建議》《關于加快組織教育治理體系頂層設計的建議》三份提案。

欣喜的是，當時的提案提交之后，相關領域或部門也陸續出臺了系列文件。如2013年，教育部黨組出臺《關于進一步加強直屬高等學校領導班子建設的若干意見》；2014年，時任教育部部長的袁貴仁發表講話《加快推進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教育部出臺《高等學校學術委員會規程》《普通高等學校理事會規程（試行）》《高等學校信息公開事項清單》《關于堅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學校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的實施意見》《關于深入推進高等學校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的意見》等文件；2015年，教育部又繼續關注這一內容，相繼出臺《關于加強直屬高等學校內部審計工作的意見》《關于深入推進教育管辦評分離促進政府職能轉變的若干意見》等。雖然，這些文件不是委員提案直接解決的，但我想，我們至少事先關注、參與推動。

毫無疑問，教育改革推動著經濟社會發展，反之，經濟社會發展倒逼教育改革。在當前經濟新常態下，特別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形勢下，教育也同樣遇到了教育供給側改革問題。這是教育改革的機遇，也對人才培養質量提出了挑戰。如面臨國家重大戰略需求，面臨經濟社會主戰場，國家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對教育提出了緊密銜接科技前沿、產業發展和社會需求，深化產教融合，全面提升我國高等教育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傳承創新和國際交流合作中綜合實力的新要求。

國家決定實施“雙一流”，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然而，在“雙一流”戰略下，有許多問題還需要委員調研建言。如“雙一流”建設中人才合理流動問題如何解決，全國上下全面鋪開的“雙一流”建設如何按世界一流、國家一流、省一流分層規范設計，研究型大學、應用型大學和綜合型大學如何實行分類建設等都是急需解決的問題。

此外，全面深化改革要求推進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也要求實現教育現代化。基于此，教育現代化水平如何測量？教育現代化下的教育信息化如何實現？我想這些都將是委員們下一步需要關注的重點。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民革湖北省委常委、長江大學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