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大哥蕭學云、大表弟徐華等幾家子的聯名倡議，我們這個大家族終于出臺了《家庭新風公示》,決定從2017年2月起,家族成員開始試行：

1. 不設生日宴、滿月宴、定親訂婚宴、小孩入學宴，如必須設宴，實行人到即禮到新風模式；2.過年過節期間，姊妹之間不帶禮，不在孩子之間互相換壓歲錢；3.紅白喜事控制規模、規格和人員，禮錢一律定額，500元封頂，禮薄一律寫“親情無價”；4.孝敬老人，所有晚輩回家時，要主動看望老人，視情況奉獻愛心；5.杜絕鋪張浪費，營造健康消費、理性消費、節儉生活家風，提倡家庭宴會，盡量少去酒店消費。6.平時多聯系、多溝通、多聚會，一人有事，大家互幫互助。

我是《家庭新風公示》內容起草者，起初擔心有些建議會遭到部分家庭成員的反對，比如滿月宴、結婚宴等，已經生孩子、結婚的，禮金已經收了，而沒有生孩子、結婚的，會不會覺著虧了？

可公示一出臺，不但親友一致擁護支持，表示堅決身體力行,而且朋友圈也熱議點贊，甚至在一些“鄉音群”、同學群中，也有不少人表示贊同并開始轉發，建議貼為本群倡議。這讓我感到很欣慰。

為什么會形成這樣一份《家庭新風公示》呢？這要從我的老家說起。

我的老家在江蘇鹽城，1990年初我外出當兵時，蘇北農村還比較貧窮，但是記憶中，當地人一直有喜歡操辦各種“人情宴”的習俗。這無可厚非，畢竟農村是一個重“禮”的社會，再說那時候的禮小，正所謂禮輕情意重。可近年來，鹽城經濟發展勢頭很猛，躋身二類大城市，成了相對富裕地區。許多人手頭日益寬綽，操辦各種“人情宴”的習俗也愈演愈烈，而且帶有明顯的功利性，成了人人想躲，卻又躲不掉的惡俗。不少人認為，“人情猛如債”，既痛恨又無奈。

在我的老家，稱各種事情操辦的宴會為“做行當”，把“份子錢”叫作“出人情”，把同一個家族成員稱為“家窩子”。雖然我在外省工作，又常年不回家，但是早些年“家窩子”“做行當”一律通知我，每年我都要寄錢“出人情”。禮錢也是越出越大，從200元漲到500元，后來甚至漲到了1000元，甚至更多。幾次我委托老母親為我拿出500元的“人情錢”，老母親和大哥怕我丟面子，又悄悄替我補成1000元。

“人情錢”之所以迅猛普漲，一是因為條件好了，二是因為相互攀比跟風。只要有一方率先增加“人情錢”，下次對方就得看齊，否則就會丟面子、得罪人，甚至斷了正常來往。有些人原本不想“做行當”，但在一次又一次地出了“人情錢”后，心理出現失衡，開始找理由“做行當”，想盡快“回本”。于是當地胡辦亂辦宴席之風日益加劇，除了必須的“紅白事”之外，什么相親、訂婚，甚至10歲、20歲、30歲等生日都要操辦，甚至小孩剛出生3天，就辦“三朝飯”，7天要辦“娃周宴”，一個月大辦“滿月宴”，名目繁多。記得3年前，有一個親戚家，不到一年半時間，先后6次“做行當”。不但加重了自身負擔，更加重了親友負擔。

當地人有將所有事情，提前至春節期間辦理的習俗。一到春節期間，就從我所在的村子來看，盡是“人情宴”，不少人家都在“做行當”，不少人天天吃酒席。宴會從在家中自辦，變成請專職人員承辦，又迅速演變成去城里的大酒店操辦。為了展現自己有本事，在外混得好，為了顯示自己有財富，為了證明自己不比別人差，更為了不讓別人“看不起”，許多人家硬是“打腫臉充胖子”，宴席越辦越豪華，動輒數十桌，一桌飯錢就是兩三千，好煙好酒一樣不少，鋪張浪費令人吃驚。

我姊妹6人，加之姑舅姨表親友眾多，人情事務往來很多。早在5年前，我就和大姐小弟等人共同建議，親友之間應加強平時性交往，不應該爭相攀比“做行當”，倡議從姊妹之間開始移風易俗，但是未能得到大家響應。

隨后幾年，又年年發動倡議，雖然沒有得到大家充分響應，但是姊妹之間“做行當”數量明顯得到克制，而且禮錢穩定在了1000元以下。今年大家目睹當地“人情宴”惡俗日盛，許多家庭因此陷入困境的現狀，都有了“有錢也不能鋪張浪費”的理性想法,一致討論出臺了《家庭新風公示》。

五年呼來一新風，這份向惡俗宣戰的公示，其實是我們的社會擔當，是我們“一個小人物的中國夢”。這種新風能夠得到大家擁護執行，也使我們對“努力就有希望”，多了一分新的理解和信心。

糾正不良之風，樹立良好新風，從我做起，從我家做起，從家族做起。盡管有些問題“冰凍三尺”，不可能一朝解決，但是只要有人帶頭改、努力改，就會慢慢轉化。

（作者系甘肅省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辦公室調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