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史的研究對象，包括書體演變史、書法流派史、書法教育史、書法鑒藏史、書法批評史，還包括個案研究、群體研究、家族研究、現象研究、地域研究、接受研究、材料研究、技法研究、范疇研究、美學研究、心理學研究、社會學研究等等。實際上包含了方方面面，如白謙慎寫傅山的應酬與書法的關系，柯律格寫文徵明的社交與藝術的關系，不一而足。

書法史研究看起來是一個很“專”的研究，但需要有“博”的知識面。知識儲備是最基礎的準備工作——先讀書，后做研究。我們常說，書法的臨摹和創作，需要先專后博，先學某家某帖，然后轉益多師，博采眾長；而書法史研究，則需要先博后專。

比如說，做書法史研究的人應該了解諸如目錄學、校勘學等基礎知識。往往藝術院校的書法史博士缺乏這方面知識結構和專業訓練。反之，有些綜合性大學或師范院校的書法史博士，則具備這樣的知識結構，但往往又沒有書法實踐的經驗積累，有些人甚至不會寫毛筆字，他們的研究總是隔靴搔癢，說不到痛處。

研究書法史，離不開史料。史料是研究或討論歷史問題的根據或依據，而與書法史研究相關的史料浩如煙海，甚至對于史料本身的研究目前已經上升到了“史料學”，如馮爾康先生就著有《清史史料學》。書法史研究涉及的相關史料很多，大致有通史史料、檔案史料、地方志史料、文集史料、譜牒史料、傳記史料、年譜史料、筆記史料、墨跡史料等，如《漢書》、《晉書》、《清史稿》等，就屬于通史史料，再有如歷朝皇帝的《起居注》和《實錄》；檔案史料，包括清宮檔案在內的一些史料，如任職、科舉考試、奏折等；地方志史料有它的獨特之處，就我的博士論文涉及的史料來談，如《續修江寧府志》中，就有關于包世臣的記載：“（包世臣）居鼓樓側之綢市口，戶外之履常滿。又善談論，娓娓千百言，皆使人之意消。”這則記載太重要了，把包世臣的形象活生生地記錄了下來；所謂文集史料，如清人匯編的各種文章集子，即圖書分類中的“集部”。如包世臣身邊人的文集就是需要一一去讀的，例如梅植之的《嵇庵文集》、吳德旋的《初月樓文鈔》等等，這樣既可以了解清代有關政治、經濟、學術各方面的情況，也可梳理包世臣的交游情況，更可以集中了解包世臣在人們眼中的形象，力圖最大程度的還原歷史的真相；譜牒史料，即家譜類書籍，可以考證和了解其家世情況；而傳記史料，則是后人對個人的總體評價，就我的課題涉及的，有《清史列傳》《碑傳集》《續碑傳集》《清代七百名人傳》《國朝先正事略》《初月樓聞見錄》《清代學者像傳》等，還有如燕京大學所編《三十三種清代傳記綜合引得》的收錄甚豐，是便于利用的，當代學者所編《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明清江蘇文人年表》《清人室名別稱字號索引》等都應是研究必備的書籍；年譜史料，有自訂者，有子女編者，有門人編者，更有后人編者。如張鑒等編《雷塘庵主弟子記》、胡樸安編《包慎伯先生年譜》等；筆記史料，所謂筆記，就是一些筆記體書籍，《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將其分為雜史、雜家、小說家三類，即所謂“一時之見聞，不得為正史”的一類書，有現成可參考者，中華書局出版有“唐宋史料筆記”叢書、“元明史料筆記”叢書、“清代史料筆記”叢書，其中關于我涉及的清代筆記如《履園叢話》《郎潛紀聞》《浪跡叢談》《冷廬雜識》《揚州畫舫錄》等，還有一些罕見者，未曾出版過的，則需要自己去查閱古籍善本或縮微膠片。還有墨跡史料，則包括書畫作品、印章、題跋、手札、手稿等，需要判斷真偽、釋讀文字，為一手資料，十分珍貴。清代的史料浩如煙海，既多且雜，要想梳理清楚還是很有難度的。

比如我在做包世臣研究，首先要解讀包世臣的《藝舟雙楫》，需要文學知識，特別是古典文獻的解讀能力。然后發現《藝舟雙楫》有多種版本，且各有異同，錯字、訛字及脫衍情況需要弄清，于是先做《藝舟雙楫》校注，而我并沒有系統學過校勘學課程，那么，我得先補課，先讀了陳垣的《校勘學釋例》，又讀了程千帆、徐有富著的《校讎廣義》等書，當然，我在先期研究阮元課題時，已經對清代校勘學有了不少了解，乾嘉學派的校勘學是極有成果的。《藝舟雙楫》的校注，還牽涉到訓詁，對字、詞的解釋力求準確，也就是這樣，我發現早我幾十年的祝嘉先生曾做過的《藝舟雙楫疏證》，里面存在著大量錯訛，原因是他憑借著自己的理解來讀《藝舟雙楫》，而實際上很多地方并不是他所想像的那樣。此外，對書法史研究起到作用的學科還有很多，諸如文學的、歷史的、哲學的、文獻學的、金石學的……要看你研究的課題是什么，比如研究徐渭，可能戲劇學也要關注。比如我目前在編纂《包世臣年譜》，研究中還要涉及他的兒子包誠，發現連醫學的知識都不能缺少，因為包誠是醫學家，著有《傷寒審證表》等。如果對醫學的常識不了解，查找這方面的交游、著述情況也毫無頭緒，畢竟隔行如隔山。實際上，包誠的醫學是受包世臣的朋友張琦的啟蒙，張琦既是書法家，也是醫學家。

由此看來，學貴“通”和“博”。

（作者為南京藝術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