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教育部數據，目前，我國入園率達75%，仍有1/4兒童無法入園。與此同時，隨著城市化進程和“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城市學前教育需求將進一步加大，給學前教育資源總量和資源結構調整帶來新的壓力和挑戰。以北京為例，據有關人士介紹，2020年之前，學前教育學位壓力將不斷增加，2020年，缺口達到峰值，缺少一半左右的學位。為應對這一形勢，各地政府加大力度，增加幼兒園數量。可隨著學前教育的擴張，園所監管與質量提升成為新的問題。部分地方政府更是被指標“綁架”，大量增建公辦園或普惠民辦幼兒園，但財政補貼不到位；教師和教育投入的不足也使得“空園”、“差園”出現。

在全國政協以“辦好學前教育”為議題的雙周協商座談會和全國兩會召開之際，本刊邀約部分學前教育界人士專訪——就學前教育規模擴張、質量與監管問題，傾聽一線公、民辦園長及相關業內人士聲音。采訪中，大家共同呼吁，各級政府應沉下去，深入調研，考慮到各類情況，制定前瞻、系統的政策體系，在采取各種措施實現增量的同時，也要做好監管，提升質量。就像精誠教育集團董事長王國欣所說，“政策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一定要目光長遠，實現可持續發展。”

主持：賀春蘭，教育周刊主編

對話：楊志彬，中國民辦教育學會學前教育專業委員會理事長

馮惠燕，北京人大代表、北京一幼前園長、匯佳幼兒園總園長

王國欣，精誠教育集團董事長

趙春梅，山東銀座幼教集團創始人、北京銀座幼教集團董事長

楊文澤，東方之星學前教育機構創始人、董事長

穆東燕，北京新中街幼兒園教學主任整理：本報記者陳亞聰

1、普惠園補貼需考慮“成本”

去年，匯佳幼兒園某分園因變成普惠園，收費由每月4000元降至每月1700元，政府每生每年補貼2000元。最近，北京市研討民辦普惠園補貼標準，計劃每生每年補貼5000元，平均到每月約410元。

“即便加上政府補貼不過2110元，距離之前的4000元還有一定差距。”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一幼前任園長、匯佳幼兒園總園長馮惠燕表示，民辦園投入大多依靠學費，收費減半意味著投入下降，辦學質量如何保證？“教育成本不會變，政府補貼多，老百姓拿得就少。如果兩頭都減少，則只有一種結果——教育質量下降。”

“實際上，如今的教育成本是逐年增加的。”談及這個問題，山東銀座幼教集團創始人、北京大愛思想教育研究院院長趙春梅“搶”過話頭，補充道。20多年的辦園經歷，讓她意識到，教師工資已經成為民辦園辦學投入的重頭——約占到70%，或者更多。“政府制定普惠園補貼政策時，是否仔細核算生均成本？又是否將人力成本納入考慮？畢竟與公辦園不同，民辦園需要自己承擔教師薪資及福利待遇。”

“普惠園激勵政策不該只有補貼一項，而應是一套完整的制度，既有補貼政策，也有評價標準，還得考慮到今后長遠發展。”在馮惠燕看來，民辦普惠園可以不賺錢，但不能讓舉辦者一味往里面“貼”錢。每生每月2110元的學費，或者可以支撐正常開支，可一旦有校舍維修、玩教具添加等“大舉動”，費用該從哪兒出？“政府支持不應是一次性補貼，也不能只考慮一個月、一年，要把目光放長遠，時刻將‘質量保證’置于核心。”

2、渴望穩定

學前教育擴張需要各方努力，政策的穩定性、連貫性成為業內人士共同的呼吁。

缺少預期和安全感，讓精誠教育集團董事長王國欣投身學前教育的積極性受挫。他講了這樣一件事：

一年半前，某幼兒園老板帶錢跑路，為了讓孩子繼續有園可上，受北京某區政府委托，王國欣接手該園。就在集團投入大筆資金，準備大干一場時，一紙拆遷通知如一盆涼水兜頭而下。“當時協議上寫得很清楚，這所幼兒園5年不會拆遷，不知道怎么就變了。”

類似的情況，王國欣遇到不止一次。2003年時，王國欣力排眾議，接下政府委托的一所質量有待提升的幼兒園。盡管開始時年年虧損，集團還是投入大量資金，擴建場地、翻新校舍、增添玩教具……就在幼兒園逐漸走上正軌，教育質量得到家長認可的時候，一句“協議作廢”讓王國欣再次面臨挑戰。

王國欣表示，集團接手幼兒園時，之所以要簽20年的合同，就是因為，若想把一所基礎薄弱的幼兒園打造成優質，不是一兩年就可以，必須將其當做一份事業長期投入。“如果場地合同只簽一兩年，舉辦者會因未知的變化而擔憂，進而影響辦園積極性。”

對此，馮惠燕也有同感。為了更好監管民辦普惠園，及時取消不良舉辦者的承辦資格，如今的小區配套幼兒園的承辦協議只簽短期，3-6年。“這一舉措有利，但也會因缺乏長遠、穩定，難以給舉辦者安全感。”馮惠燕說道。

同樣的，公辦園也需要面對“上級決定”時常變化的挑戰，部分地方的學前教育政策因領導的更換而變化。與會者表示，政策缺乏穩定性、連貫性，使得部分學前教育工作者缺乏安全感，難以專心從事教育。

3、師資培訓亟待“公平”、“接地氣”

“增量不降質”是發展學前教育不變的原則。

隨著各地學前教育的擴張，部分地區出現“有園沒師”、“師資不合格”等現象。就算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幼兒師資供給也處于不足狀態，且部分師資質量不盡如人意。據了解，兩期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期間，北京各區縣雖增加多所新建幼兒園，但因教師供給跟不上園所增長速度，部分新建幼兒園無法正常招生，入園率有待提高。

“新入職老師不能‘上崗’，所學知識和幼兒園實踐工作幾乎脫節，幼兒園需要1-3年時間對這些教師進行大量培訓。”北京新中街幼兒園教學主任穆東燕發現，如今剛入職的老師都是90后，自己可能還是個需要照顧的“孩子”，很難在幼兒園小朋友需要幫助時，及時給予適當的支持，也無法抓住日常生活中的教育契機，引領孩子成長。她列舉了一個很小的例子，很多新入職的教師，在和孩子交流時，常常用一根手指頭指著對方，這在無形中給孩子造成巨大的壓力。“類似的內容，大學沒有教，國培、省培中也不曾涉及。”穆東燕表示，公辦幼師雖有很多培訓機會，但很多內容“不接地氣”，很難對日常教學產生直接指導。

與公辦幼師不同，民辦幼師幾乎沒有參加國培、省培的機會。對此，中國民辦教育協會學前教育專業委員會理事長楊志彬曾多次疾呼。“無論是公辦還是民辦，教師質量提升，受益的都是孩子。為了孩子的成長，老師應該都有機會參加培訓。同時，都說民辦園質量需要提升、監管，那民辦幼師不是更應該接受培訓嗎？”楊志彬希望，政府支持民辦園發展，不要停留在“口號”上，應真正落到實際，如拿出方案，明確每年民辦幼師的培訓指標及用于培訓的具體資金。

4、學前財政撥款應更“透明”

近年來，中央及各級政府投入大量人力、財力支持學前教育發展，著力解決“入園難”、“入園貴”問題。據了解，2010—2014年，5年來各級政府對學前教育的財政投入達到4000億元人民幣，每年平均800個億。其中，僅2014年，全國學前教育經費總投入達到2048.76億元，是5年前的8.37倍。

接下來，投入還將繼續增加。僅以北京市為例，在2016年市級財政投入15億元的基礎上，在未來，北京市將繼續加大財政投入，逐步提高學前教育經費在教育經費中的比例。

“如此大的資金投入都去了哪兒？是不是應該給予公示，給教育者一顆定心丸？”楊志彬發現，每年各級政府都會公布財政投入的總數，但幼教工作者卻看不到這些“錢”與自己有何關系，也很難有獲得感。“如果，政府將每項對學前教育的資金支持給予公示，如支出50萬元，用于支持某某幼兒園校舍擴建；因質量顯著，獎勵某幼兒園30萬元；花費40萬元，用于教師培訓……這樣，幼教工作者的心就‘安’了。”

楊志彬的這一提議得到其他與會者的呼應。“透明意味著嚴謹、公平，也能讓社會各界清晰地看到各級政府對扶持政策的落實情況。”一位與會者表示，公示可以避免人為的不公平，也有利于調動幼教工作者的積極性，因為辦得好，就可以得到具體的扶持、獎勵。

5、多元標準+多方式引導，充分發揮現有力量

為應對逐漸擴大的入園需求，增建新園的同時，還應調整政策，激活、利用好現有力量。

“在我看來，幼兒園的辦園標準偏高。”東方之星學前教育機構創始人、董事長楊文澤表示，很多幼兒園因為房產證、消防手續等問題，盡管質量、安全達標也沒法獲得辦園資格證。“標準高，是對人民群眾負責。然而，按照一般規律，競爭激烈的領域，‘產品’質量偏高。高標準提高了準入門檻，減少了競爭，也在無形中影響了質量的提升。”基于此，楊文澤呼吁創建多元標準體系，允許多類型幼兒園的存在。

據了解，北京市正在著手制定多元的標準體系，堅持“疏堵結合、獎懲并舉”，通過調整管理政策，規范一批、取締一批，引導已達審批條件或經改造有望達到審批條件的無證幼兒園舉辦者加大資金投入，改善辦園條件，指導其合法規范辦園。

與此同時，馮惠燕建議發揮優質公辦園、民辦園的力量，以強帶弱，從師資培訓、教學指導、標準制定等方面引導無證幼兒園規范發展。如今，她正在做類似事情———受政府委托，成立托管團隊，幫忙管理“黑園”。一要監督幼兒園，避免違規行為；二要下園指導，根據實際情況，制定適宜園所發展的標準體系、課程體系；三要幫忙培訓教師，提升師資水平。“幼兒園的質量是重中之重，如果方向是錯的，那還不如不開始。”馮惠燕認為，這樣的模式，至少可以保證幼兒園達到及格線，孩子不會被帶偏。慢慢地，這些幼兒園規范之后，便可以扔掉“無證”的帽子。

6、小區配套園都辦成普惠可能剝奪高端需求者的權益

“我個人認為，入園難是絕對的，是供給側不足，而入園貴是相對的，不應該用一個價位定義大多數幼兒園。”現場，楊志彬算了這樣一筆賬。

在北京，偏市中心的房子，每平方米房價約10萬元，高檔小區更甚。部分高端幼兒園，每月學費1萬元，一年的學費相當于一平方米房子。“在孩子成長最重要的3年，家長花費30萬元，相當于可以買3平方米房子。對在高端小區買得起房的‘有錢人’來說，這個價位是貴還是不貴？”

“收費上的較大差距，意味著教學投入、教育質量、辦園特色等的不同。”據楊志彬介紹，2016年，北京市政府一紙公文下來，要求小區配套幼兒園全部辦成“低收費”的公辦園或民辦普惠園。這雖然滿足了部分家長“就近、便宜、質量合格”的入園需求，但也剝奪了部分孩子的“權益”。如高檔小區的孩子若想接受更高端的學前教育，則必須舍棄“門口”的小區幼兒園，遠距離奔波。“對這些孩子而言，政策反而造成了‘不方便’。”

“公平不是所有人一個模式，而是多元化，針對每個人、每個家庭的能力提供相匹配的教育。”一位與會者如此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