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美國腐敗大案要案頻頻發生,其社會矛盾愈加凸顯。美國一直把自己視為推行民主的“教師爺”。但另一個常常被忽略的重要事實是,它的制度性腐敗歷史由來已久。

2016年12月12日,美國賓夕法尼亞州費城的前聯邦眾議員查卡·法塔貪腐案,成為最近一個新的典型案例。根據陪審團的裁定,法塔挪用政府補助金和慈善資金,用于個人競選活動和開支,涉及包括貪污、受賄、洗錢、偽造記錄、欺詐等22項罪名,被判入獄10年。這是美國國會議員近年因貪腐而受到的最為嚴厲的司法處罰。

哈佛大學經濟學者愛德華·L·格萊澤教授和克勞迪婭·戈爾丁教授主編的《腐敗與改革——美國歷史上的經驗教訓》一書,從經濟學角度分析了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的美國腐敗史,涉及領域從公共工程到公司治理,從特許權到食品藥品監管等,與許多現代轉型國家和發展中地區并無二致,可謂資本主義國家腐敗的先行者。

直到20世紀50年代,在美國參議院大廳仍不時會有裝著現金的信封游蕩其間。為此,有學者們直截了當地指出:“哈里·杜魯門,這個臭名昭著的彭德格斯特腐敗集團的代理人,正是他將腐敗的幽靈帶進了國會。”不僅如此,就連美國一些最知名的高等學府,也是一些利用腐敗的政治影響榨取公共資源的腐敗分子所資助的。由此可見,腐敗幽靈之于美國,已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絕非善良人們心目中的圣潔之所。

如今,對于美國來說,比經濟腐敗更為棘手的,是其政治腐敗已經與政治制度融為一體。據統計,過去5年全美200家最熱衷于政治活動的公司共花費58億美元影響美國政策制定,并因此獲得4.4萬億美元的經濟回報。這種制度性“尋租”已經成路人盡知的公開秘密,許多美國人不僅對改變這種狀況感到無能為力,還要眼睜睜地看著這種制度下少數人左右政治,改變游戲規則,驅動社會財富再分配從底層向頂層轉移,使1%的富人占有美國40%的財富,窮人和富人之間的“剪刀差”越來越大。

不久前,針對美國總統大選出現的種種亂局,德國外交政策協會美國問題專家約瑟夫·布拉姆爾撰文稱,社會不公加劇、階層流動停滯、政府由富豪操控、政策反映利益集團觀點、大多數民眾陷入無能為力境地——這就是當下美國的現實。美國的政治體制受到多數美國民眾內心深刻質疑,某種程度上陷入了自身的合法性危機,這就是美國政局中“黑天鵝”事件發生的內在原因。

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安格斯·迪頓在其所著的《逃離不平等》一書中分析說,美國在經濟增長趨緩而收入差距又擴大的情況下,被剝奪感和不平等感成為反全球化、反精英、反移民、反一體化政治態度背后的推手。究其根源,人們還可以看到,一向被美國引以為傲的“美式民主”,其自身制度設計和制度運行與歷史和當下出現的種種經濟和政治腐敗亂象,同樣有著密不可分的因果關聯。

其一,美國民主選擇的“金錢政治”模式,成為滋生腐敗的溫床。在其基本制度設計下,選舉所需的巨額資金,只有富人和利益集團才出得起,政客與利益集團在金錢面前完成利益交換。因此,一些法律和判例,如有需要就有可能為利益集團提供不受限制的政治獻金大開方便之門。于是,政客與利益集團之間的腐敗交易,不僅成為一種“合法”的制度腐敗,而且具有集中和普遍的雙重特征。

所謂集中,一是向政治高層集中。美國的腐敗多集中在聯邦政府、國會等高級權力機關,特別是在利益集團代言人或說客、政府官員和國會議員及其助手組成的“鐵三角”關系之中。美國司法部發布的1992-2011年間美國各級政府官員腐敗狀況的統計數字表明,聯邦政府的腐敗案發率最高,地方政府次之。二是向公共服務領域集中。從各種分析數據來看,政治競選、政府采購、教育、醫療衛生等領域也因其背后的巨大利益成了腐敗的高發區。

所謂普遍,就是圍繞腐敗高發領域,在各級權力機關中,上至國會議員、下達地方普通公職人員都可能與腐敗發生關系。而且,從政治賄選到教育領域的貪污,從立法腐敗到醫療衛生領域的黑幕,腐敗已蔓延滲透到了社會各個行業。

其二,在美式民主造就的腐敗溫床上,利益集團構筑了最龐大、最頑固的既得利益藩籬。在這個已經制度化的既得利益藩籬之中,利益集團向競選者提供巨額競選資金等具有明顯利益交換特征的腐敗行為,不僅演化成為美國政治過程中的合法部分,而且還往往把一己私利摻雜進公共政策之中,打著公眾福祉或國家利益的幌子,模糊其違法腐敗的邊界。

在美國,各種媒體常常扮演反腐監督的重要角色。但在頗受非議的美國現行選舉制度中,選民們往往認為一些媒體針對腐敗的非中立報道,很可能是競選中的黨派之爭,從而使真實的腐敗指控淪為激烈的政黨競選的副產品而被忽略。強大的既得利益固化藩籬之所以很難被學者們的理性批判和公眾輿論的壓力所摧毀,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這個披著民主外衣的國家權力究竟要掌控在誰的手中。無論是政黨政治還是民意訴求,說到底,掌控其天平砝碼的黑手,始終都是利益集團自身。2011年9月掀起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參與者主張“還權于民”,發出“占99%的民主喪失了政治權力”的吶喊,正是對利益集團操控所謂民主的強烈反抗。

說到美國的制度腐敗,福特漢姆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澤菲爾·提紹特的一段話,令人頗受啟發。她在《美國的腐敗——從富蘭克林鼻煙盒到聯合公民勝訴案》一書中這樣寫道:“對于金錢與立法權之間的關系,如果我們不著手改變其基本結構,那么美國將面臨的既不是暴民統治也不是民主,而是寡頭政治。”認清濫觴于美式民主的腐敗,可為天下人鏡鑒,使我們能看清美國政治內部更本質的東西。(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金里倫)

近年來,美國腐敗大案要案頻頻發生,其社會矛盾愈加凸顯。美國一直把自己視為推行民主的“教師爺”。但另一個常常被忽略的重要事實是,它的制度性腐敗歷史由來已久。

2016年12月12日,美國賓夕法尼亞州費城的前聯邦眾議員查卡·法塔貪腐案,成為最近一個新的典型案例。根據陪審團的裁定,法塔挪用政府補助金和慈善資金,用于個人競選活動和開支,涉及包括貪污、受賄、洗錢、偽造記錄、欺詐等22項罪名,被判入獄10年。這是美國國會議員近年因貪腐而受到的最為嚴厲的司法處罰。

哈佛大學經濟學者愛德華·L·格萊澤教授和克勞迪婭·戈爾丁教授主編的《腐敗與改革——美國歷史上的經驗教訓》一書,從經濟學角度分析了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的美國腐敗史,涉及領域從公共工程到公司治理,從特許權到食品藥品監管等,與許多現代轉型國家和發展中地區并無二致,可謂資本主義國家腐敗的先行者。

直到20世紀50年代,在美國參議院大廳仍不時會有裝著現金的信封游蕩其間。為此,有學者們直截了當地指出:“哈里·杜魯門,這個臭名昭著的彭德格斯特腐敗集團的代理人,正是他將腐敗的幽靈帶進了國會。”不僅如此,就連美國一些最知名的高等學府,也是一些利用腐敗的政治影響榨取公共資源的腐敗分子所資助的。由此可見,腐敗幽靈之于美國,已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絕非善良人們心目中的圣潔之所。

如今,對于美國來說,比經濟腐敗更為棘手的,是其政治腐敗已經與政治制度融為一體。據統計,過去5年全美200家最熱衷于政治活動的公司共花費58億美元影響美國政策制定,并因此獲得4.4萬億美元的經濟回報。這種制度性“尋租”已經成路人盡知的公開秘密,許多美國人不僅對改變這種狀況感到無能為力,還要眼睜睜地看著這種制度下少數人左右政治,改變游戲規則,驅動社會財富再分配從底層向頂層轉移,使1%的富人占有美國40%的財富,窮人和富人之間的“剪刀差”越來越大。

不久前,針對美國總統大選出現的種種亂局,德國外交政策協會美國問題專家約瑟夫·布拉姆爾撰文稱,社會不公加劇、階層流動停滯、政府由富豪操控、政策反映利益集團觀點、大多數民眾陷入無能為力境地——這就是當下美國的現實。美國的政治體制受到多數美國民眾內心深刻質疑,某種程度上陷入了自身的合法性危機,這就是美國政局中“黑天鵝”事件發生的內在原因。

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安格斯·迪頓在其所著的《逃離不平等》一書中分析說,美國在經濟增長趨緩而收入差距又擴大的情況下,被剝奪感和不平等感成為反全球化、反精英、反移民、反一體化政治態度背后的推手。究其根源,人們還可以看到,一向被美國引以為傲的“美式民主”,其自身制度設計和制度運行與歷史和當下出現的種種經濟和政治腐敗亂象,同樣有著密不可分的因果關聯。

其一,美國民主選擇的“金錢政治”模式,成為滋生腐敗的溫床。在其基本制度設計下,選舉所需的巨額資金,只有富人和利益集團才出得起,政客與利益集團在金錢面前完成利益交換。因此,一些法律和判例,如有需要就有可能為利益集團提供不受限制的政治獻金大開方便之門。于是,政客與利益集團之間的腐敗交易,不僅成為一種“合法”的制度腐敗,而且具有集中和普遍的雙重特征。

所謂集中,一是向政治高層集中。美國的腐敗多集中在聯邦政府、國會等高級權力機關,特別是在利益集團代言人或說客、政府官員和國會議員及其助手組成的“鐵三角”關系之中。美國司法部發布的1992-2011年間美國各級政府官員腐敗狀況的統計數字表明,聯邦政府的腐敗案發率最高,地方政府次之。二是向公共服務領域集中。從各種分析數據來看,政治競選、政府采購、教育、醫療衛生等領域也因其背后的巨大利益成了腐敗的高發區。

所謂普遍,就是圍繞腐敗高發領域,在各級權力機關中,上至國會議員、下達地方普通公職人員都可能與腐敗發生關系。而且,從政治賄選到教育領域的貪污,從立法腐敗到醫療衛生領域的黑幕,腐敗已蔓延滲透到了社會各個行業。

其二,在美式民主造就的腐敗溫床上,利益集團構筑了最龐大、最頑固的既得利益藩籬。在這個已經制度化的既得利益藩籬之中,利益集團向競選者提供巨額競選資金等具有明顯利益交換特征的腐敗行為,不僅演化成為美國政治過程中的合法部分,而且還往往把一己私利摻雜進公共政策之中,打著公眾福祉或國家利益的幌子,模糊其違法腐敗的邊界。

在美國,各種媒體常常扮演反腐監督的重要角色。但在頗受非議的美國現行選舉制度中,選民們往往認為一些媒體針對腐敗的非中立報道,很可能是競選中的黨派之爭,從而使真實的腐敗指控淪為激烈的政黨競選的副產品而被忽略。強大的既得利益固化藩籬之所以很難被學者們的理性批判和公眾輿論的壓力所摧毀,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這個披著民主外衣的國家權力究竟要掌控在誰的手中。無論是政黨政治還是民意訴求,說到底,掌控其天平砝碼的黑手,始終都是利益集團自身。2011年9月掀起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參與者主張“還權于民”,發出“占99%的民主喪失了政治權力”的吶喊,正是對利益集團操控所謂民主的強烈反抗。

說到美國的制度腐敗,福特漢姆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澤菲爾·提紹特的一段話,令人頗受啟發。她在《美國的腐敗——從富蘭克林鼻煙盒到聯合公民勝訴案》一書中這樣寫道:“對于金錢與立法權之間的關系,如果我們不著手改變其基本結構,那么美國將面臨的既不是暴民統治也不是民主,而是寡頭政治。”認清濫觴于美式民主的腐敗,可為天下人鏡鑒,使我們能看清美國政治內部更本質的東西。(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金里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