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代以降，政府對地方官員的要求，多不出清、慎、勤三字的范圍，為官以清為本。所以到清代，州縣衙署的訟堂上多書有“清慎勤”三字匾額以為訓誡。

“凡措施所肇，防范于微，亦最莫難于此時”

清代州縣長官的行政準備，多與明代相仿。康熙時期曾任山東郯城縣令的黃六鴻，從政伊始，即重拾以往一些良吏的言論，皆是上不負皇恩、下造福百姓的內容。后來將他的從政經驗，制成《福惠全書》，可以作為一種地方官的思想體認。在省級官員看來，所謂縣令下車伊始，務當提綱挈領，擇要施政，像江南的震澤縣，正疆界、清詞訟、緝盜匪、禁槍船、興水利等工作是知縣行政過程中必不可緩之事。曾任平湖知縣的王鳳生說，“凡措施所肇，防范于微，亦最莫難于此時”，蒞任之初的工作是十分關鍵的。

不少行政長官，都希望能夠成就良好的吏治。甚至是地方公共的空間處所，也應該仿效社會賢達人士，義捐錢糧進行維護，如明人所言：“陸而除道，民不病行；水而成梁，民不病涉，皆為政者之責，非有責于民也。”而一般的從政業績，最終都會由朝廷來進行考核。例如在清代，每三年要對官員進行一次“大計”。每一名州縣官的評估報告，均由其直接上司官員寫出、再附上他們的評語(“考語”) 并呈交給總督或巡撫。督撫復審報告、批準或修正評估意見，然后上交吏部。其政績顯著者列為第一類，評為突出而特殊(“卓異”) 的向吏部推薦，甚至被皇帝召見(“引見”) 。

康熙十四年任嘉定知縣的平湖人陸隴其，撰寫《“有儀軒”歌》，說道“恭寬信敏惠，斯須不可離”，頗能反映像陸隴其這樣吏治勤敏的地方官員的一些看法。知縣職任的重要性，為時人所深識。清人曹爾堪的短論，可以代表很多人的心聲。他說： “吏道難兼，清剛者未必仁惠，勤慎者未必果決，經猷恢擴者未有文章。文章末矣，功名不盡從帖括也。往時重循吏，士當釋褐后，樂為縣令。三年報最，入登言路，與天子相可否，循級而升政府樞機，身握天下之本，蓋勞勛久而能任大事，剔歷深則能斷大議，國計民情，物力練習……皆得力于縣令也。”

為官的理念與從政的目的，希望通過持之以恒的工作，與民以“信”

在康熙看來，知縣在面對民眾遭受侵擾甚至破家的危難時，應該有慈念之心，讓他們少受官衙訴訟之累，即使已經累及詞訟，也應該及早結案，使之不傷元氣，而無愧于“父母官”之稱，不要成為諺語所云的“破家縣令”，提示州縣官應該懷有的警醒意識。道光年間，曾先后任元和縣知縣、川沙廳知事的山陰人何士祁，講述了其在衙門日常辦公的一般情形：“冬春辰初、夏秋卯初，必發二梆，然后至簽押房，閱視上日所送片稿及批詞、公文、稟信、稿件。飯后看審案卷籍。未刻發二梆，審理堂事。晚則查核賬簿，標記刑名、錢谷簿，查看門簿。或無堂事，則與幕友酌商地方事宜，或考訂律例，或檢閱史傳，或赴市廖村野以察民風。……與民約者，尤在必信。……刻刻振作，猶恐有失。”何氏講述自己日常從政安排的同時，似乎也在顯示其為官的理念與從政的目的，并希望通過這樣持之以恒的工作，與民以“信”。

在民眾的心目中，州縣官本是老百姓的依靠，是“父母”，是親民之官，“為一州則一州之民生所屬，為一縣則一縣之民生所屬”，應該“事事裁決精當，而后上之道府，達于院司”。這也是王朝統治者對他們的期望： “一個衙門一個官，在朝廷本意，原是叫他們替百姓判斷曲直，調處是非。”

“衙內多一日宴樂，外間即多一日愁苦”

盡管官吏群體的薪俸比較低微，但許多官吏仍希望厲行節儉，有人還表示“衙內多一日宴樂，外間即多一日愁苦”，意義十分深刻。但不良州縣行政的事例實在不少，多因“知縣不能約束書吏，致釀重案”。所以州縣官的操守，在地方政治生活中就顯得意義重大了。成化五年，長洲知縣余金到任后，“群吏以其儒者，頗易之，作奸如故。公以理教戒，率者居半，因稍加懲艾，即皆改行焉”。

海鹽人鄭曉( 1499～1566) 認為，明代自嘉靖朝以后，“其貪墨奸佞依阿卑諂者，安享榮祿。即有論劾，行賄得解，職任如故，旋復升轉。以故今之大臣，實難展布。上為內閣劫持，下為言官巧詆，相率低頭下氣者以為循謹。”講的是京官，地方官就更厲害了。吏部尚書趙南星在天啟三年的上疏中，無奈地指出這種“貪黷成風”似已無術可禁。下官參謁上官，“輒令行戶隨之置辦下程，餅師、酒保皆受其累。而又有喜于作威者，不問事之大小，一怒輒折人之肢體，傷人之性命。”偏偏這些人，卻常得舉薦，“以致豺狼滿地”。故趙南星認為，“今日之憂”是在郡縣之內。在清代，某些縣官深知在一個地方履職不會太久，因此他們的心思全在將來如何升遷、仕途如何發展上，在地方工作中就缺乏責任心，多因循舊習而已。盡管讀書人“仕而求富貴”，符合古諺所謂“人不衣食，君臣道息”的言說，無可厚非，但作為朝廷命官，就要講剛正之氣。所以，要鼓舞士氣、維護世道、保障民生，就要從正士風開始，廉干稱職的地方官員應該得到獎薦優擢。

(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