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鏏 伯爵圖 絹本設色 161.5×96cm 1740年

款識：伯爵圖。庚申立春前三日，摹宋人筆，寫于槐云堂。襄平崔鏏。

印章：崔鏏印（白文方印）、象州（朱文方印）

崔鏏（17世紀中期），字象九、象州，襄平（今遼寧遼陽）人。善畫人物、花鳥。畫面頗有古風，布局飽滿，用筆細致，渲染凈麗，風情婉約，有宋院體畫之風。

《伯爵圖》描繪了上百只雀鳥棲聚于梅竹叢的場景，筆法工整細致，竹葉、白梅、茶花以雙勾法勾勒，設色典雅清麗；群雀形態各異，或飛鳴、或瞰視、或憩息、或覓食，形象生動活潑。畫面布局有條不紊，疏密有致，雀鳥的靈動與植株的靜雅相映成趣。此作以“百雀”諧音“伯爵”，寓意加官進爵，是古代花鳥畫作品中常有的一種在抒情中寄托寓意的表現手法。

廣州藝術博物院主辦的“彩羽獻瑞——院藏翎毛畫專題展”日前開展，展品數量約70件。此次展覽展出的作品中禽鳥種類多，近20種，除了有雞，還有鴨、白鷺、孔雀、白頭翁、喜鵲、麻雀、蘆燕、老鷹、燕子、斑鳩等等；古代畫家黃荃與徐熙分別引領了“富麗工致”與“清淡野逸”兩種風格，此次展覽也清晰地呈現出了兩個風格的傳承脈絡；另外此次展覽齊聚歷代各地的花鳥大家，高其佩、華喦、李鱓、邊壽民、任頤、任薰、居巢、居廉、高奇峰、陳之佛、林風眠等等。展覽在陳設上依據年代先后呈現，其中幾件作品都是很少與大家謀面的，展覽以立軸居多，很多精致扇面也采取了小畫大裝的方式。

翎毛在中國畫中代稱禽鳥。歷代畫家多通過禽鳥與花草樹木、走獸蟲魚、器物等的相互配置，寓意吉祥，表達美好的愿望，或傳達畫家才情和思想。如芙蓉與錦雞蘊含錦繡前程之意，松樹與白鶴寓意長壽延年，牡丹與公雞有“富貴大吉”之意，畫喜鵲立于梅枝則表示“喜上眉梢”等。 毛，原指鳥翅與尾上長而硬的羽毛，也泛指鳥羽，而在中國畫中則借以代稱禽鳥，并多出現在花鳥畫中。中國花鳥畫歷史源遠流長，肇始于魏晉，獨立于隋唐，成熟于五代兩宋，元明以后群彩紛呈，成為與人物畫、山水畫并駕齊驅的一大畫科。其描繪的題材包括花卉、翎毛、昆蟲、蔬果、鱗介、走獸等，但傳統花鳥畫并不只是對花鳥蟲魚作簡單的描繪，而是具有深刻的象征意義，畫家常以花鳥作比喻，托物寓意，以寄托情感，抒發胸臆。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禽鳥的形象一直具有特殊意義。在花鳥畫成為獨立畫科之前，禽鳥的形象便常常出現在各種陶器、青銅器、刺繡等實用品上，這些禽鳥形象不僅具有裝飾性，還被賦予了一定的祥瑞寓意。唐代開始涌現出專攻花鳥的畫家，此時的翎毛畫多表現貴族畋獵中的鷹鶻，或庭苑中與奇花異卉相配的珍禽。五代時期，黃荃與徐熙分別創立了富麗工致與清淡野逸兩種風格，世稱“徐黃異體”，有“黃家富貴，徐熙野逸”之謂。這兩種風格經過傳承和發展，在宋初形成兩大最有影響的花鳥畫派，其中，黃派因多寫“珍禽瑞鳥、奇花異石”，且畫風合乎宮廷趣味，成為北宋院體花鳥畫的主流；而徐派清淡野逸的畫風則在在野畫家中獨領風騷。元代文人畫興起，花鳥畫從“賦色妍美”向“水墨清淡”轉變，出現了“墨花墨禽”，所畫禽鳥也不再局限于“珍禽瑞鳥”。至明代，花鳥畫的寫意觀念逐漸加強，明初畫院畫家林良，已用兼工帶寫或水墨小寫意作禽鳥，而吳門畫派則將“墨花墨禽”變格為真正意義上的文人花鳥畫。文人花鳥畫在清代一直得以延續，繼而發展為寫意花鳥畫風。清代末期，海派、嶺南畫派等的興起，掀開了花鳥畫發展史上的新篇章，花鳥畫創作與社會的聯系進一步加強。（效力）

楊善深 雄雞報曉圖 紙本設色 99×37.5cm 作者捐贈 1999年

款識：己卯冬。善深。 印章：楊（白文方印）

楊善深（1913—2004），學名子江，字柳齋。廣東臺山人。嶺南畫派主要代表之一,與趙少昂、黎雄才、關山月合稱“嶺南四家”。楊善深繪畫題材廣泛，中西兼取，注重寫生，以花鳥、走獸見長。其繪畫在繼承高劍父畫風的基礎上另辟蹊徑，獨樹一幟。

《雄雞報曉圖》描繪一只引吭啼鳴的雄雞。雄雞以撞水撞粉法繪成，同時借鑒水彩畫技法，以有規律的筆觸描繪翎毛的長勢與明暗，不借助任何線條，而以水粉的厚薄表現翎毛的質感，形態雄渾，充滿鮮活的生命力。雞冠、雞爪和背景花卉則以墨筆勾勒，行筆蒼拙凝古。整個畫面設色自然雅逸，借火紅的雞冠闡發昂揚向上的主題，雄放而不失秀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