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存在的核心價值，是要通過創新思想、政策建議，為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國際綜合競爭力和各項發展事務提供有價值的意見

日前，由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全球智庫研究項目（TTCSP）研究編寫的全球智庫排行榜《全球智庫報告2016》正式發布。報告顯示，2016年全球共有智庫6846家，其中，美國以1835家智庫數量，高居榜首；中國以435家智庫數量，位居第二。從智庫數量看，中國智庫已坐上世界智庫榜眼位置，成為智庫大國。

在2月6日舉行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十二次會議上審議通過的《關于社會智庫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又明確指出發揮民間智力、為黨和政府決策服務具有重要意義，提出要進一步規范和引導社會智庫把社會責任放在首位，優化發展環境，拓展社會智庫參與決策服務的有效途徑。

伴隨著中國治理現代化、提升國際綜合競爭力的需求，智庫建設迎來快速發展的浪潮，資源、人才都開始向智庫集結，這當然是件好事。但中國智庫在發展中，需要注意的是，智庫之所以稱為智庫，其核心是“智”，而不是“庫”，這恰恰是當下一些地方發展智庫中存在的問題，有意或無意間忽略了“智”，雖然數量上來了，但質量卻堪憂。這些忽視了“智”的智庫，大都是各類既有智力資源的重新組合、包裝，還有的本身就是盈利性咨詢公司，換塊智庫牌子，換張印有智庫的名片，或把智庫當成了政績工程，或把智庫當成了營生工具，口號喊得震天響，思想產品卻闕如，完全不能滿足日益迫切的國家軟實力增長需求。這實際上是把新型智庫建設的主要矛盾搞錯了，是智庫的異化。

智庫存在的核心價值，說到底還是要通過創新思想、政策建議，為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國際綜合競爭力和各項發展事務提供有價值意見。若僅僅依靠闡釋領導意見而發表觀點，那體現的是宣傳效應，而不是智庫的核心工作。中國要從智庫大國走向智庫強國，所依賴的必然是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國家發展所提供的有價值的思想產品和實踐產品，簡言之即“內容為王”。否則，劃撥再豐厚的經費，提升點“自彈自唱”的水平，那還是“自彈自唱”，與增強國家軟實力南轅北轍，此類“新瓶裝舊酒”的模式必然浪費時間和精力。

內容建設是智庫的大問題，也是真問題，關鍵就看能不能出思想，敢不敢講真話。智庫思想一定是前瞻性的，而不是追逐性的，一定是務實性的，而不是“空中樓閣”。這就需要智庫既要懂得思考，也要懂得實踐。“象牙塔”里的研究是搞學術，智庫要從事的既有學術的成分，卻不盡然是學術，更多的是為公共決策探路，提供可選擇的、高價值的制度鼎新路徑。把智庫辦成學術機構，把學術機構包裝成智庫，這僅僅是在軟實力存量上做文章，而不是在增量上搞擴張。要想把中國新型智庫做起來，能夠對標國際先進智庫，我們就必須另辟蹊徑，在智庫國家隊、地方隊以外，積極發展各層次社會智庫，通過社會智庫的靈活性、針對性，集結社會各種智慧資源，多說有價值的真話，多出能推動國家發展的真思想。也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出現幾家可以與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蘭德智庫等一較長短的新型代表性中國智庫。

美國智庫起步早，發展時間長，體制靈活，不少美國高級官員就曾經由美國主流社會智庫產生，也就是擁有所謂“旋轉門”機制。中國的智庫與政府官員之間的“旋轉門”尚未建立，但這并不妨礙中國智庫的發展，因為生產多少官員并非智庫的職責，生產多少建設性意見，滿足國家和社會日益增多的智慧需求，才是智庫題中應有之義。對于中國智庫來說，強大的對手反而是前進的動力與建立后發優勢的基礎。美國也好、英國也罷，那些聞名全球的頂尖智庫都有其各自成功的優秀經驗，借鑒他們辦智庫的經驗和教訓，我們可以摒棄歷史包袱，輕裝上陣，把中國新型智庫的頂層設計搞得更先進、更有效。中國察哈爾學會是一家非官方的外交與國際關系智庫，近年來主動學習和借鑒海外優秀智庫治理經驗，以我為主，以國家利益為依歸，在推動公共外交研究、半島和平事務方面生產了一些思想產品，也通過“智庫外交”，為半島和平事務盡心盡力，構建了與朝鮮、韓國兩國分別溝通的“察哈爾渠道”，效果初顯。

當然，智庫數量的增多說到底也是一件好事。這說明一個蓬勃的智庫競爭市場已經建立。既然是競爭市場，那么國家在扶持智庫發展的時候，也應當多考慮如何通過市場來進行智庫的資源配置，進而去偽存真，去粗取精，把智庫市場越做越大、越做越有活力。一個有活力的、依靠思想和實踐產品來彰顯地位的智庫市場，才能夠不斷為國家軟實力提升、為國際綜合競爭力提升做出積極和有效的貢獻，中國也才能夠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浪潮中發出強有力的引擎轟鳴聲。

（作者系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察哈爾學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