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花圈、燒紙錢、設靈堂……是患方在醫院“鬧喪”索賠的常見手段，更有甚者，花高價聘請職業醫鬧，仗著人多鬧事，借機向醫院索取高額賠償，帶來極其惡劣的影響。

醫患糾紛說到底，大多是由于醫療責任過錯不明導致的。而患方的“不鬧不賠”、院方的“花錢息事”心態，又給孰是孰非打上了“馬賽克”。

對此，安徽省合肥市劃定了賠償“門檻”，要求凡是賠償金額超過2萬元的，禁止醫患雙方私下協商，必須按照法律途徑予以解決。同時該市引入獨立的第三方醫患糾紛調解委員會，把脈糾紛“癥結”，有針對性地制定調解方案，從而壓縮醫鬧的生存空間。

“殺醫申明”流轉網絡

去年12月14日，在安醫大附屬巢湖醫院大廳內，突然涌進了30多人。其中不少人頭戴白毛巾，還在大廳內點火燒紙錢、擺花圈，聲稱要給死去的親人“討公道”。

據了解，這些人是醫院一名患者的親屬。該患者因為腦梗塞住院接受治療，10日后在醫院去世。其親屬認為是醫院救治不力導致的，于是在院內鬧喪。

接警后，巢湖市公安局快速處警，在勸離現場鬧喪人員無效后，依法將帶頭滋事的周某某等5人強制傳喚至執法辦案中心接受調查，并及時恢復了醫院正常秩序。周某某等3人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另外兩人予以訓誡。

這起不久前發生的巢湖醫鬧事件，一度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但由于警方處置及時，事態沒有進一步擴大。但放眼全國，一些醫鬧事件上升為人身威脅，甚至是傷醫事件的，并不在少數。

今年1月13日，湖北省黃岡市蘄春縣的顧某在網上“發誓”稱，如果在今年臘月二十八日之前，蘄春縣一醫院不賠償100萬元，將會血洗醫院的醫護人員，見人就殺，還要放火焚燒。而顧某聲稱這是因為接生的醫院人員由于用力過大，導致其剛出生的兒子左手大臂中間骨折。

無獨有偶，一則在朋友圈發布的“殺醫申明”，被截圖后在網絡大量轉載。申明只有短短26個字：“如果主刀醫生沒有把我哥哥的手術做好，明年今天就是他的祭日！”定位顯示是瀘州的一家醫院，配圖則是一張手術室照片。

據了解，發布者后來將這條朋友圈刪除，并向醫務人員道歉。

不少醫務人員表示，面對這樣赤裸裸的威脅，既讓人感到委屈傷心，也給自己帶來了壓力和擔憂。

職業群體靠醫鬧牟利

“這些事件嚴格來說是擾亂醫療機構正常秩序行為，是患者家屬的過激行為，與醫鬧還有所不同。”合肥市醫患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主任周少華告訴記者，在他看來，醫鬧是借醫療糾紛非法獲利的第三方，是受雇于患者方以不合法手段向醫院施壓并從中牟取非法利益的職業群體。

職業醫鬧有組織，有分工，成員多是無業人員。沒有“業務”時，會有專人在醫院里溜達，四處打聽患者信息，尤其是死亡患者的情況，然后和患者家屬接觸，聲稱診療過程中醫院存在過錯，可以幫助家屬向醫院索要賠償。也有部分患者家屬主動聯系醫鬧，讓他們出主意索賠。

“職業醫鬧中有些人都成了‘專家’,很懂醫院操作流程和‘軟肋’,打著患者家屬的旗號，鬧起來很有‘套路’。”有知情人士告訴記者，他們有的按天和人數算錢，分為不同的等級，越有經驗的價格越貴；有的會跟患者家屬談分成，抽取醫院賠償金額的一定比例，總共算下來，家屬獲賠的錢很大一部分都進了職業醫鬧的口袋。

有患者家屬曾向媒體反應，他的家人在外省的一家醫院接受治療后死亡，很快就有職業醫鬧跟他聯系，并給出一套向醫院索賠的“方案”：聘用五六十人在醫院“鬧喪”，幫助他要到50萬元的賠償款。可是僅支付這些人每天的費用，就超過了千元。鬧了十幾天沒有結果，不僅幾萬塊打了水漂，還被醫鬧們糾纏。

“醫患雙方會產生糾紛，除了職業醫鬧的慫恿和欺騙，還有很多其他原因綜合導致。”從事多年調解工作的周少華分析認為，首先是醫患雙方專業知識不對等。因為醫學知識專業性太強，患者很難掌握證據，醫院有時又沒有足夠重視，沒有進行良好的溝通解決。其次是情感上的不對等。患者認為自己花了錢，治病肯定要治好，但醫院并不能包治百病。

“從醫院的角度說，在診療過程中程序不夠規范，該注意的細節沒有注意，該告知的事項沒有告知，工作中存在瑕疵，也是引起醫患糾紛的一個原因。”周少華說，“從患者的角度來說，他們的維權意識日益增強，這是一件好事。但不能忽視的是，有部分患者家屬抱著‘大鬧大賠、小鬧小賠’以及相互攀比的心理，看到別人索賠成功，也開口索要高額賠償。”

部分醫院由于疲于應對，或出于名譽考慮，或因為自己卻有過錯不愿鬧大等原因，選擇花錢“妥協”，也滋生了醫鬧的生存空間。

醫調委介入把脈“癥結”

“賠償金額在兩萬元以上的，公立醫療機構不得自行協商解決。索賠超過10萬元的，必須先行司法鑒定，明確責任。”

這是《合肥市醫患糾紛預防與處置暫行辦法》中的一項剛性要求，也是一種對醫患雙方的保護性措施。

“不得私自解決不是不解決，而是要攤在桌面上公開透明的解決。”周少華說，一旦出現“超額”索賠，患者可以申請人民調解，提出醫療事故爭議處置申請，提起訴訟或是申請仲裁，依法進行維權。這從源頭上堵死了醫院“花錢買平安”的消極處置方式，也打消了患者一方“大鬧大賠、小鬧小賠”的僥幸心理。

2014年，合肥市啟動醫患糾紛應急與處置機制建設工作，成立市醫患糾紛預防與處置工作領導小組，并制定發布《合肥市醫患糾紛預防與處置暫行辦法》。同年12月12日，合肥市醫調委正式啟動運行。

記者走進合肥市醫調委看到，一進門是咨詢室和等候大廳，每天都有調解員坐班提供咨詢服務。走過等候大廳是醫調委的辦公區域，分為調解室、談話室、專家咨詢室、法官工作站和警務室等。穿過辦公區域，是寬敞明亮的調解室，并入駐了廬陽區法院的巡回法庭，辦理簡易醫患糾紛案件。

“我們建立了專職調解員、駐委醫學專家和專家庫等3支隊伍，現有專職調解員6名，醫學專家523名。”周少華說，每周一召開工作例會，駐醫調委醫學專家和調解員一起分析案情、明確糾紛焦點、制定調解方案，每個案件結案后，主辦調解員通過撰寫辦案心得，總結辦案經驗，一案一卷全部歸檔，每個調解環節都有翔實記錄，做到處處留有痕跡。

去年7月8日，患者陳某懷孕40周到合肥的一家醫療機構就診。醫方按規定進行羊水、B超等檢查，經患者同意后行剖宮產手術。但手術過程中，患者出現大出血，醫方及時進行搶救無效，患者死亡。事發后，患者家屬情緒非常激動，30多人在醫院擺放花圈，揚言要進行堵路。

市醫調委得知情況后，安排3名調解員趕赴現場，引導醫患雙方依法解決糾紛。剛開始，患者情緒無法平定，認為醫調委與醫方是一家。通過調解員耐心向患方介紹市醫調委性質、運行方式，引導患方封存病歷，逐漸贏得了患方的信任。

次日，醫患雙方共同向市醫調委遞交調解申請。經市醫調委委托司法鑒定，鑒定意見指出，醫方存在一定過錯，與患者死亡有一定的因果關系。市醫調委參考鑒定意見，組織醫患雙方進行了多次調解，終于促成醫患雙方達成調解協議，醫方及時履行賠償責任。

記者了解到，合肥市區一級及以上專科醫院和二級以上綜合醫院醫患糾紛人民調解工作基本全部納入了市醫調委工作范圍。截至去年底，合肥市醫調委共接受咨詢506人次，受理案件290件，調解成功率85%以上，協議履行率100%。

先行司法鑒定明責

從合肥市醫調委調解的案例看，外科、骨科、婦產科是醫患糾紛高發的3個科室。

“解決這些醫患糾紛的關鍵是要明確責任。”周少華說。但在實踐中，不可避免的會有患者及其家屬拒絕進行醫療責任過錯司法鑒定，給調解工作帶來一定難度。

2015年，合肥市醫調委與市司法鑒定人協會共同制定了《市醫調委司法鑒定操作指南》，對市醫調委委托案件的辦結時間、辦案程序等方面進行明確規定。去年8月，合肥市又專門召開醫患糾紛司法鑒定工作座談會，充分聽取各鑒定機構的意見和建議，對指南進行進一步修改完善。

“司法鑒定醫療責任過錯是建立在醫患雙方對死亡原因達成共識的基礎之上，如果對死亡原因有爭議，就無法出具司法鑒定意見書。”周少華說。

在調解過程中，調解員告知患者家屬進行尸檢的權利和最佳時間，引導患者家屬進行尸檢。但由于部分家屬從倫理和感情上接受不了，會拒絕進行尸檢。遇到這種情況，患者家屬如果認可醫院出具的死亡原因診斷，也可以進行司法鑒定。醫調委提供了6家符合資質條件的鑒定機構供患者家屬選擇，患者家屬也有權利可以委托市外、省外的鑒定機構。如果既不同意尸檢，也不認同死因診斷，調解員會引導患者家屬向法院提起訴訟維權。

目前，合肥市醫調委已經委托司法鑒定的案件有70件，由于醫院未盡告知義務、材料不規范等程序瑕疵負一定責任的，占到20%到30%。

但如果是進行醫鬧則是另當別論了。按照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規定，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情節嚴重，致使工作、生產、營業和教學、科研、醫療無法進行，造成嚴重損失的，對首要分子，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對其他積極參加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我們所接觸的患方90%以上都是有法律意識，也是通情達理的。”周少華說，出現醫患糾紛，患方最早接觸的一般是主治醫師和醫院相關部門，問題很多都出在醫院不夠重視和不掌握調解技巧上。

周少華建議，醫院可以引入專業處理糾紛機構或者建立醫患糾紛溝通辦，正確引導患方對待診療行為，引導依法解決糾紛。

不少專家還建議，增加政府對醫療衛生事業的投入，創建公平的醫保制度，給患者提供就醫保障。建立多部門聯動調解機制，探索第三方化解矛盾途徑。加強全社會的死亡教育，引導群眾正確面對死亡。同時，加大打擊醫鬧力度，維護正常醫療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