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中國文明”？中國文明是如何起源的？中國考古學從一開始，就與探索其自身文明源流的“尋根問祖”密切相關，甚至可以說是將探索中國文明的起源——“中國”誕生史作為主要目的和任務的。從考古學的角度，我們如何看待中國有5000年文明史的提法？

探尋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

20世紀初葉，王國維成功釋讀了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證明《史記·殷本紀》所載商王世系表基本可靠，殷墟時期商王朝的事跡為信史。王國維先生頗為樂觀地推論道：“由殷周世系之確實，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確實，此又當然之事也。”由此推斷《史記·夏本紀》及先秦文獻中關于夏王朝的記載也應屬史實，進而相信夏王朝的存在，成為國內學術界的基本共識。關于夏文化探索和夏商王朝分界問題的討論成為考古學界備受關注的議題。殷墟之前的商代前期、夏代甚至再往前的“五帝”時代，都屬于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這是70多年前著名的古史學家徐旭生先生的論斷，到現在仍沒有被突破。

考古學能夠觀察到的現象是，約當公元前3500～前1800年間，也即仰韶時代后期至龍山時代，被稱為東亞“大兩河流域”的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許多地區，眾多相對獨立的部族或古國并存且相互競爭，在相互交流、碰撞的文化互動中，逐漸形成了一個松散的交互作用圈，但顯然它們是相互獨立和分散的。如中原及周邊的仰韶文化、石峁文化、陶寺文化、王灣三期文化，西北地區的大地灣文化、齊家文化，遼西和內蒙古東部的紅山文化，山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江淮地區的薛家崗文化，長江下游的凌家灘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長江中游的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長江上游的寶墩文化等，在文化面貌上各具特色，異彩紛呈。

那是一個“滿天星斗”的時代，邦國林立是那個時代最顯著的特征。那是一個小國寡民的時代。整個東亞大陸的面積，與現在的歐洲差不多，而當時的這些星羅棋布的古國或部族，也和現在歐洲的樣態差不多。

顯然，中國有5000年文明史的提法，是把這些都當成了中華文明史也即“中國”誕生史的一部分。其認知脈絡是，這些人類群團在相互交流、碰撞的文化互動中，逐漸形成了一個松散的交互作用圈，這也就奠定了后世中華文明的基礎。隨著1970年代末期以來一系列重要發現的公布，中國在三代王朝文明之前即已出現了城市和國家，它們是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的重要線索的觀點得到了普遍認同。源遠流長，單線進化，從未間斷，成為中國學術界在中國文明起源問題上的主流看法。

但是，如前所述，我們知道在現在的中國境內，上古時期曾有眾多相互獨立的國家并存。而顧名思義，在“國”前冠以“中”字，“中國”也就有了“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的意蘊。這同時也說明“中國”已并非初始階段的國家，顯然，它一定是一個在當時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具有排他性的核心。因而，我們也就不能說最初有多個“中國”，作為發達、復雜的政治實體的“中國”也是不能無限制地上溯的。中華5000年文明的提法，應是著眼于長期的文化傳統和大范圍的文化認同，與用國家定義文明的認識不可同日而語。

在出土文物中，“中國”一詞最早見于西周初年的青銅器“何尊”的銘文。而在傳世文獻中，“中國”一詞最早出現于東周時期成書的《尚書》和《詩經》等書中。“中國”一詞出現后，僅在古代中國就衍生出多種含義，如王國都城及京畿地區、中原地區、國內或內地、諸夏族居地乃至華夏國家等。“中國”成為具有近代國家概念的正式名稱，始于“中華民國”，是它的簡稱；現在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其中，最接近“中國”一詞本來意義的是“王國都城及京畿地區”，那里是王權國家的權力中心之所在，已形成具有向心力和輻射性的強勢文化“磁場”。其地理位置居中，有地利之便，因此又稱為“國中”、“土中”或“中原”。

那么，后世“中國”的雛形，或者說“最早的中國”，究竟是什么時候崛起于世的呢？

二里頭文化的“國家”意味

按古代文獻的說法，夏王朝是中國最早的王朝，是破壞了原始民主制的世襲“家天下”的開端。國家級重大科研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把夏王朝建立的年代定為公元前2070年左右，在考古學上，那時仍屬于龍山時代，在其后約200多年的時間里，中原地區仍然處于邦國林立、戰亂頻仍的時代，各人類群團不相統屬，筑城以自守，外來文化因素明顯。顯然，“逐鹿中原”的戰爭正處于白熱化的階段，看不出跨地域的社會整合的跡象。也就是說，至少在所謂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學上看不到與文獻相對應的“王朝氣象”。

與此同時，興盛一時的中原周邊地區的各支考古學文化先后走向衰落；到了公元前1800年前后，中原龍山文化系統的城址和大型中心聚落也紛紛退出歷史舞臺。代之而起的是，地處中原腹地嵩（山）洛（陽）地區的二里頭文化在極短的時間內吸收了各區域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為依托最終崛起。二里頭文化的分布范圍首次突破了地理單元的制約，幾乎遍布于整個黃河中游地區。二里頭文化的因素向四圍輻射的范圍更遠大于此。

伴隨著區域性文明中心的衰落，此期出現了超大型的都邑——二里頭遺址。地處中原腹地洛陽盆地的二里頭遺址，是1959年徐旭生等人在梳理文獻的基礎上對可能的“夏墟”進行踏查的過程中發現的，其現存面積達300萬平方米。經半個多世紀的田野工作，在這里發現了中國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網，最早的宮城，最早的多進院落大型宮殿建筑，最早的中軸線布局的宮殿建筑群，最早的封閉式官營手工業作坊區，最早的青銅禮樂器群、兵器群以及青銅器鑄造作坊、最早的綠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雙輪車的證據，等等。這樣的規模和內涵在當時的東亞大陸都是獨一無二的，可以說，這里是中國乃至東亞地區最早的具有明確城市規劃的大型都邑。

二里頭文化與二里頭都邑的出現，表明當時的社會由若干相互競爭的政治實體并存的局面，進入到廣域王權國家階段。黃河和長江流域這一東亞文明的腹心地區開始由多元無中心的邦國文明走向多元但有中心的王朝文明。作為廣域王權國家概念的“中國”，在前一階段還沒有形成。

我們傾向于以公元前1800年前后東亞地區最早的核心文化——二里頭文化，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二里頭國家的出現為界，把東亞大陸的早期文明史劃分為兩個大的階段，即以中原為中心的“中原（中國）王朝時代”，和此前政治實體林立的“前中國時代”和“前王朝時代”。

青銅催生了最早的“中國”？

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大階段也恰是東亞大陸青銅時代和新石器時代的分野。如果說在作為廣域王權國家實體的“青銅中國”之前，還有一個“玉石中國”或“彩陶中國”的話，那后二者中的“中國”，顯然只能是地域的概念。

在二里頭時代之前的數百年時間里，東亞大陸的多數區域，早期銅器的使用呈現出紅銅、砷銅、青銅并存的狀況。銅制品多為器形簡單的小件工具和裝飾品等生活用具，鍛、鑄均有，制造工藝處于初級階段，尚未熟練掌握合金比例。如多位學者已分析指出的那樣，東亞大陸用銅遺存的出現，應與接受外來影響關系密切。至于東亞大陸部分區域進入青銅時代的時間，依據最新的年代學研究，要晚到公元前1700年前后了。

考古學觀察到的現象是，出土最早的青銅禮容器的中原地區，也是東亞大陸最早出現廣域王權國家的地區。青銅禮器的出現和當時的中原社會，都經歷了文化交流中的碰撞與裂變的歷程。其同步性引人遐思。二者相互作用刺激，導致中原地區自公元前二千紀上半葉，進入了史上空前的大提速時代。早期中國，由此起步。那么，是青銅禮器及其鑄造術，催生了最早的“中國”？

隨著二里頭文化在中原的崛起，這支唯一使用復雜的合范技術生產青銅容器（禮器）的先進文化成為躍入中國青銅時代的一匹黑馬。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青銅禮器只隨葬于二里頭都邑社會上層的墓葬中，在這個金字塔式的等級社會中，青銅禮器的使用成為處于塔尖的統治階層身份地位的標志。這些最新問世的祭祀與宮廷禮儀用青銅酒器、樂器，儀仗用青銅武器，以及傳統的玉禮器，構成獨具中國特色的青銅禮樂文明。“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成公十三年》）。保有祭祀特權與強大的軍力，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國家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從早期王朝流傳下來的祭天崇祖的傳統，幾千年來一直是中國人宗教信仰和實踐的主要內容。二里頭都城規劃中祭祀區的存在，以及以青銅為主的祭祀用禮儀用器，都與大型禮制建筑一樣，是用來昭示早期王朝禮制傳統的重要標志物。由于軍事力量在立國上的重要性，青銅與玉石兵器也成為祭祀禮器和表現身份地位的儀仗用器的有機組成部分。二里頭文化青銅禮器產品的使用范圍主要限于二里頭都邑的貴族。也就是說，二里頭都邑不僅壟斷了青銅禮器的生產，也獨占了青銅禮器的“消費”即使用權。

其中，酒器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酒文化乃至它背后的禮儀制度的重要載體。作為統治階層身份地位的象征，以酒器為中心的禮器群，成為中國最早的青銅禮器群。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古代文明主要是建立在社會關系的巨變（在等級秩序下人際關系的大調整）而非人與自然關系巨變的基礎上的。而鑄造銅爵等造型復雜的酒器，至少需要精確地組合起內模和3件以上的外范，即當時已采用了先進的復合范工藝。克服其中的種種困難，最終鑄造出青銅禮器的內在動力，應當就是這一時期新興王權對宮廷禮儀的整飭。

二里頭遺址發現的青銅鉞，是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青銅鉞。鉞作為象征軍事權威的儀仗用器，也是一種用于“大辟之刑”的刑具。甲骨文金文中“王”字的字形，像橫置的鉞，在最初應指代秉持斧鉞之人即有軍事統帥權的首領，隨著早期國家的出現，逐漸成為握有最高權力的統治者的稱號。早于甲骨文時代數百年的二里頭都城中出土的玉石鉞，和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青銅鉞，就應是已出現的“王權”的又一個重要象征。換言之，鉞的禮儀化是中國王朝文明形成與早期發展的一個縮影。

在早期王朝的禮器群中，爵、鉞等器種持續興盛于三代逾千年，甚至成為后世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的重要符號，個中原因，頗具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