袋子→盒子  私信少了 公函成為大多數(shù)

作為一名郵遞員，雖然每日重復(fù)著相同程序的工作，日復(fù)一日年復(fù)一年，但寧建說自己從沒感到過枯燥乏味，因為他熱愛這份工作。

每天早上7點半，寧建會準時到郵局報到進行集體分揀作業(yè)。所有人員集中在一個大分揀臺上，把整個郵局的信件和報紙分別分揀后，在接下來的兩個小時之內(nèi)，寧建要把作息臺上屬于自己道段上的信件和報紙進行再分揀。在分揀信件的同時，寧建要按照送信的順序進行排道，整理完裝進報兜以后便可以出發(fā)投遞了。那時候的寧建并不在水碓子郵局工作，他負責(zé)的道段是安定門外到德勝門一段，全長大約10公里。

“每天早上我一個人的報兜里大概就有100多封信，三四百份報紙”，對于數(shù)字，寧建極其敏感。作為一名合格的郵遞員，心里必須有數(shù)，因為要把每一封信每一張報紙送到每個屬于它的主人手中，一點不能含糊，需要超越常人的記憶力。剛參加工作時，寧建送信回來后被師傅發(fā)現(xiàn)報兜里還余下一封信件，二話不說，就被“送”出郵局，查詢究竟是哪兒送岔了。

每天只半天工夫，郵局就會又多出一大批信件。寧建回憶說，“每年11月到來年1月信件更多，會達到一個高峰，元旦、春節(jié)，誰還不往家寄封信啊？”然而，大約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起，“高峰”這個概念沒有了。“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原來每天早上集體作業(yè)時裝信的大袋子換成信盒了，那袋子一袋能裝上千封信，那盒子再大才能裝多少？”寧建說，“到現(xiàn)在為止依然保留了信盒的習(xí)慣，但基本全是公函了。”

二八車→電動車  報兜癟了 快遞工作更辛苦

年輕時的寧建最驕傲的就是自己這份工作，而最自豪的就是騎著二八車出去送信，盡管每天他要來回騎行40多里的路。“20多歲，我穿著北京郵政的制服，騎著綠車，進出機關(guān)大院到哪兒都暢通無阻。”寧建回憶說，“那時候有一個二八車可了不得，買的話得花好幾百，可是郵遞員單位給配車，車在我們那會兒就跟戰(zhàn)士手里的槍似的，擦得锃亮，騎著倍兒美。”

在寧建的記憶里，那時候出去投遞的報兜子都要被信件撐爆了。而如今，報兜越來越癟，快遞包裹卻越來越多，二八車也換成了電動車。“現(xiàn)在基本是保險、交通違章單、廣告，賬單等信件，郵遞員的工作量沒減少，反而因為快遞包裹多了比以前更累。”

熱情→冷漠  吆喝沒了 送件必須到門口

“張三、李四、二零三、四零六”，用寧建的話說，那時候騎車到樓下一聲吆喝所有人都跑下來接信。“有的人都不用吆喝，算著每天這個點你該來了，就已經(jīng)在樓下等你了。”

在寧建的記憶中，有一件事一直記憶猶新。德勝門外有一個姓陸的老大娘，大閨女在外地插隊，快過年了，老人盼著孩子來一封平安信，就天天在街上等我。“老大娘找了我好幾回，問閨女的信來沒來，幾天后的早上我發(fā)現(xiàn)老大娘閨女來信了，第一時間就送過去了”，寧建說，“那天老大娘早就在街上等我了。”

然而，隨著書信文化的沒落，寧建也發(fā)現(xiàn)老百姓中的人情味越來越少。“那時候送信有激情有溫度，現(xiàn)在送信卻感覺冷冰冰的。”寧建說，“以前即便是掛號信，一句吆喝都跑下來搶，現(xiàn)在送掛號信，吆喝也沒人聽得見，而且必須送到家門口，那種老樓，沒有電梯，我們的郵遞員說讓爬就得往上爬。”

從收藏變化看到信札價值

在張丁眼中，整個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信札收藏分為三個時期：90年代前拍賣公司還沒興起的地攤時代、21世紀前后十幾年的拍賣時代、2010年至今的火爆時代。

收藏估價

看準五要素

1：筆者名氣

2：毛筆字或鋼筆字（毛筆貴）

3：筆者書法程度

4：內(nèi)容是否與重大歷史事件有關(guān)

5：保存是否完整（既帶信封郵票）

80年代末90年代初

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還沒有拍賣公司之前，就有一部分人把書札作為書畫的一部分收藏，那時的書信還屬書畫、小品范疇。張丁告訴記者，當(dāng)時的市場來源主要在古董書店、郵票市場、還有民間自發(fā)形成的跳蚤市場，如北京的潘家園、什剎海、雙龍、月壇、亮馬橋等地都會出現(xiàn)。

能夠意識到信札手稿收藏價值的人不多，涉足者少，價格不高。偶有拍賣，關(guān)注者也不多。張丁回憶說：“比如1994年北京翰海秋拍中有一冊15通的徐悲鴻行書信札，估價約10萬元，每通信平均6000多元，但是流拍了。這一時期也常有成批的有研究價值的信札手稿被拋到市場上，價格更低，如同廢品。”

1995—2010

1993年內(nèi)地第一家文物藝術(shù)品拍賣公司中國嘉德誕生，信札被納入拍賣品行列。2004年春拍，徐悲鴻寫給好友郭有守的兩封信只有兩頁，估價6萬元—8萬元，結(jié)果以23.1萬元成交。2009年春拍，陳獨秀等致胡適的13通27頁信札成交價達到544.4萬元，震驚收藏界。西泠拍賣在2009年秋拍創(chuàng)造了100%的成交率。胡適《嘗試集第二集手稿》212.8萬元，當(dāng)時創(chuàng)了近現(xiàn)代名人單件稿本最高紀錄。

然而在張丁的眼中，上世紀90年代一直到新世紀之前書信市場沒有太大的變動，原因是智能手機還未普及，書信的稀有性仍一般。“但是在進入新世紀的十年，拍賣市場掀起一個又一個高潮，興起了新一輪收藏?zé)幔旁指宓氖詹責(zé)岫纫搽S之不斷上升，收藏人群也逐漸擴大。

2010—今

2010年后，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和各大社交軟件的火爆，書信的稀有性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幾百萬級的成交“蜂擁而來”。

以2011年為例，北京保利2011年春拍，薈萃孫文、譚延、李烈鈞、胡漢民等眾多國民黨元老手跡的《先憂后樂》冊頁以345萬元成交；另一件以孫中山《天下為公》領(lǐng)銜的民國要員墨跡冊頁276萬元成交；蔣中正致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的一批信札從18萬元起拍，最終成交414萬元。到了秋拍，李鴻章致李瀚章書札冊149.5萬元成交；同治、光緒年間陳介祺致吳云書札冊25萬起拍，218.5萬元成交；一批周作人著作手稿均高價成交，其中《秉燭后談》手稿100萬元起拍，345萬元成交；《藥堂雜文》手稿80萬起拍，230萬元成交。西泠拍賣在秋拍中推出了郭沫若致日本文求堂的書簡230封，最終以2415萬元高價成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