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成都郫縣法院

讓法官專司審判

本報記者 張 璁

“從過去的57人到現在的31人，員額法官單獨收案數也由改革前的人均192件，增加到改革后319件。”但四川成都郫縣人民法院院長洪磊同時告訴記者，盡管該院案件收案總數由2015年的8049件，上升到了2016年的8490件，但員額制改革后，與之相對的結案數卻不降反增，由2015年的7007件上升到2016年的7723件，上升了7.8%，結案率同比上升了2.73%，“司法體制改革的效果正在初步凸顯。”

員額法官數量畢竟有限，在員額制改革中，如何安排未入額的同志是一個普遍關注的問題。洪磊介紹，對于此次沒能入額的法官，大致有三種安排模式：第一種是鑒于法院案多人少的實際情況，給有經驗的老同志設置一個過渡期，但在過渡期內只參與簡易案件的審理，并且必須由員額法官最終簽發判決書；第二種面向的是年輕骨干，這些人在院庭長帶領下作為法官助理參與案件審理，從而成為一支后備力量；第三種方案則是安排老法官成為司法輔助人員，從事裁判文書送達、財產保全等工作。

郫縣法院通過建立員額法官、法官助理、書記員、實習法官助理等人員的分類管理制度，明確各自定義、崗位、職責等問題，讓各類人員明白是什么人，干什么事，最終落實“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要求。

“盡管這次司法改革未能入額，存有遺憾，但是作為司法改革的參與者，對這項改革表示理解。”一位老同志表示，雖然沒入額，但也該一如既往地干好本職工作，繼續發揮應有價值。這位老同志在短短幾個月內就辦理保全案件154件。

對此，法官助理許世強也深有感觸地說，雖然自己是北大畢業，儲備了較為豐富的理論知識，但畢竟自己參加工作時間短，對法律的理解與法律的實踐上與入額法官有差距，所以應當向入額法官學習，“院里面給予我很多鼓勵，并由資深老法官帶領我們學習辦案，幫助積累經驗。而且這次也預留了4%的員額進入空間，這也讓自己看到了努力的方向，增加了前進的動力。”

員額制改革之后，面向員額法官的司法責任制改革才能水到渠成。郫縣法院結合審判權運行機制的特點組建了18個獨任庭和16個合議庭，構建了新型審判團隊，并制定下發新型審判團隊相關實施意見，授權員額法官自行審核、簽發法律文書，實現司法權運行去行政化。

同時，郫縣法院還通過剝離審判輔助事務，讓法官能夠真正專司審判。“一是充分發揮訴訟服務中心功能，剝離審判輔助事項1.5萬余項；二是確定統一集中剝離審判輔助事務，確定由執行局負責法律文書送達、上訴案件統一移送、保全案件等輔助事項，集中完成事務性工作統一辦理；三是探索外包事務剝離。積極探索檔案等部分事務外包工作，保障法官的辦案精力。”洪磊介紹。

“在實行司法責任制后，法院通過剝離審判輔助事務，減少了行政事務，讓自己能夠專司審判工作，更多精力用于審判。”被評為“成都人民滿意法官”的郫筒法庭庭長周裕靈說，由于組織的保障得力，提高了自己的宏觀管理水平，更多的精力可以被用在對自己案件的審理和把控上，這才能夠使得自己在2016年審結307件，案件調撤率達到82%左右，同比增加3個百分點。

洪磊介紹，郫縣法院專門確立了“院長開庭周”制度，要求每月固定一周的時間，讓院長、副院長、執行局長、審委會專職委員不受行政事務的干擾，專門從事開庭、撰寫裁判文書等審判工作。自運行以來，院領導帶頭參與辦理案件240件。

江蘇南京玄武區檢察院

每一起案件都要全力以赴

本報記者 彭 波

2017年一開年，46歲的江蘇省南京市玄武區檢察院副檢察長王衛東就忙開了。去年底，他作為入額檢察官，和其他兩名檢察官一起，分到了一件人數眾多、案情復雜的組織傳銷案。王衛東說，他好像回到了20多年前剛踏進檢察院時的工作狀態，必須耐心細致地核實每一筆事實、馬不停蹄地提審每一名犯罪嫌疑人。

王衛東是全院首批入額檢察官中僅有的兩名副檢察長之一。2015年9月，按照江蘇省檢察院的統一部署，玄武區檢察院啟動了員額內檢察官的遴選工作，首批設置了23名入額檢察官。

“報名參加遴選，我別無選擇。因為根據改革要求，分管業務部門的副檢察長必須入額。”王衛東說，基層案多人少，需要檢察官時刻保持最佳戰斗力，年輕人精力充沛，當然希望更多年輕檢察官能進入員額，“但作為分管領導，長期不接觸具體案件，就不可能全面了解部門的工作情況。”前思后想，王衛東還是報了名。

就在王衛東決心跟年輕人一道競爭的時候，1981年出生的陳麗芳卻還在猶豫要不要報名。“員額檢察官需要背負的責任太重大了。這幾年，我們院辦理的案件量成倍增長，人員卻沒有增加，每個人都是滿負荷運行。現在要員額制改革，公訴部門只設置了7個員額檢察官，原本20多個人干的活攤到這7個人頭上，那工作量得多大。而且，現在終身責任制，萬一出點紕漏，那可是要終身負責的。”在第一次人員分類意向摸底時，陳麗芳退卻了，她選擇成為檢察輔助人員，希望把更多時間留給家庭。然而，10多年的公訴情結豈是說斷就能斷的？領導的動員談心、家人的鼎力支持，終于讓陳麗芳回心轉意，走上了遴選考場。

經過筆試、面試、考核、遴選等多道程序，王衛東和陳麗芳都順利入額，成為玄武區檢察院公訴部7名入額檢察官之一。

“入額后，權力更大了，流程也更簡單了。以前案子要向分管副檢察長匯報審批，現在自己就可以決定，節約了不少內部流轉時間。但與之相應的是責任也更重大了。”陳麗芳說，2016年，她一共辦理了128起案件，平均不到3天就要辦理1起案件。

不過，在新的檢察權運行機制下，陳麗芳還有一名檢察官助理和一名書記員配合她辦案，“3個人分工合作：簡單的證據材料交給檢察官助理完成，瑣碎的程序事務交給書記員承擔，我可以集中更多精力在研究分析證據和定性方面。”

2016年，陳麗芳辦理過一起電信詐騙案，涉及多達279名被害人，分布在江蘇、內蒙古、新疆等全國各地。“這起案件犯罪嫌疑人不配合，因此，證據的比對梳理就尤為重要，工作量也增加了很多。”陳麗芳說，以前檢察輔助人員不足，需要檢察官承擔更多瑣碎的程序性工作，“基本要‘7×24’，否則根本辦不完”。但是，在新型辦案組合模式下，檢察官、檢察官助理、書記員分工協作，很快就順利辦結了案。

相比于陳麗芳“忙并快樂著”，王衛東則感受到了雙重身份帶來的變化，“包括理念的變化、職責的變化，還有參與辦案方式的變化。”員額制改革后，檢察官手中的權限更大了，除了重大案件，分管檢察長不再聽取案件匯報。但對于自己承辦的案件，則必須跟普通員額檢察官一樣，完成提審犯罪嫌疑人、接待當事人、聽取律師意見、公開審查聽證、制作文書、出庭支持公訴等一系列工作。

“因為我還承擔著隊伍建設等行政管理職能，所以直接辦案并不多，去年一共辦理了8起案件，有集資詐騙類難案，也有電信詐騙類新案，難度系數大概是中等偏難，但每一起案件都要全力以赴。”王衛東說。

員額制改革讓玄武區檢察院煥發了新的活力。統計數據顯示，截至去年10月，該院公訴部門受理案件數量683件971人，同比上升33.40%和43.43%；審查后起訴案件631件911人，同比上升29.84%和49.59%；僅有14%的案件需要分管檢察長審批。在案件受理量和起訴量大幅增加的情況下，案件的平均辦理時間比去年減少8.98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