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以下簡稱“基金委”）召開的2016年“捍衛科學道德反對科研不端”通報會上，曝出2015年國際著名學術刊物撤銷論文的重磅消息。

據通報，自2015年3月開始，《英國現代生物》《斯普林格》《愛思唯爾》《自然》等國際出版集團出現的4批集中撤稿中，涉及中國作者的論文有117篇。其中，23篇標注得到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資助，另有5篇被列入已獲得資助的項目申請書。

2014年，我國發表的SCI論文約25萬篇，僅次于美國，是英國的兩倍，與14年前相比翻了5倍。

值得關注的是，經基金委調查，第三方中介機構在這些學術不端的案例中扮演重要角色——上述28篇被撤銷的論文，都是委托第三方中介機構進行“潤色”并投稿，更有甚者部分論文完全是通過買賣請人代寫代投；會上通報的8個科研不端典型案例，又涉及偽造論文審稿人郵箱、提供虛假審稿意見、操控論文同行評議過程等行為。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調查發現，本次被曝光的第三方機構——上海豐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海豐核公司”）有“前科”，代寫及買賣論文已形成一條灰色的產業鏈。當前，相關中介機構業務分類較多，提供服務的“紅線”模糊，國際論文的審核也存在著灰色地帶。

涉事第三方中介機構已非第一次被點名

這批論文為何被撤稿？基金委黨組書記、主任楊衛指出，問題在于“同行評議涉嫌造假”——第三方中介機構在代人投稿的過程中，虛構了同行評議專家的信息，通過“幽靈”評審向期刊和出版社等審稿平臺提供編造的評審意見。

基金委進一步調查發現，28篇被撤銷的論文中，13篇與一個名為“豐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第三方中介機構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

上海豐核公司的官網稱，公司總部在上海，在濟南有一家分公司，北京、沈陽等6地設有辦事處。

基金委通報的第一個案例，對這家公司的問題進行了詳細說明。2015年8月，斯普林格出版集團因同行評議涉嫌造假，撤銷了上海某大學王立山等人于2013年發表的1篇論文，該論文是王立山讀博期間發表的4篇論文之一。

王立山稱，自己迫于博士畢業壓力，在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寫完論文后，偽造了通訊作者的電子郵箱，隨后委托同學臧衛東投稿。臧衛東表示，他在投稿推薦審稿人環節偽造審稿人郵箱，并因此掌控了此郵箱，向編輯部反饋編造的審稿意見。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查詢發現，全國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顯示，上海豐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臧衛東。2015年1月23日之前，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王立山。2015年7月9日，上海豐核公司因未依照《企業信息公示暫行條例》規定的期限公示2014年度報告被列入經營異常名錄。同年7月29日，在補報未報年份的年度報告并公示后其被移出經營異常名錄。

這并不是上海豐核公司第一次作為第三方機構被點名。2015年3月，BMC（英國現代生物出版集團）曾撤銷旗下12種期刊43篇論文，其中有41篇來自中國。據《科技日報》披露，中國科協對涉及的31名作者逐一調研，結果顯示，有5家第三方機構與15名被撤稿作者合作。

除上海豐核公司及其分公司濟南豐核醫藥技術有限公司外，另外3家機構包括：上海翊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艾斯泰微（武漢）科技有限公司和上海魔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進一步調查發現，上海豐核公司、濟南豐核公司、上海翊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實際都出自同一個集團。

全國企業信用信息公示顯示，上海豐核公司的自然人股東為臧衛東、桑運霞；濟南豐核公司的自然人股東為臧衛東、王立山；上海翊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此前的法定代表人即為臧衛東，監事備案為桑運霞，2015年12月24日，該公司注銷。

論文買賣“一條龍”服務

能夠提供SCI論文代投甚至代寫的公司并不少見。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找到一家名為“LetPub”的網站，其明確稱，會對論文構思、主題確定、內容組織、全文完善、發表支持等進行全程“一條龍式”的專業指導服務。有類似業務的上海沃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則提供“SCI論文發表‘全程服務’”，包含論文編寫、選刊投稿、審稿人回復、修回等直到文章成功發表等業務。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看到，上海豐核公司網站上標有“提供課題整體外包‘一站式’解決方案”等廣告，但并未找到直接與論文代投相關的業務。記者隨即拔打了該網站的聯系電話，詢問是否可以提供SCI論文代寫。一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從代寫到代投，還可以確保論文的發表”。

該工作人員表示，在論文代寫中，公司使用的數據是真實的，來自于其他人提交的數據和原始數據，可以整體下載后做整合分析。而實驗性的論文，則需要客戶提供實驗樣本，加收實驗部分的費用。

“SCI論文代寫是按照投稿影響因子來收費的。”這名工作人員稱，“包寫包發”1.0的價格是3.5萬元；2.0的價格是7萬元，以此類推。從論文的數據、成文到發表，最快需要18個月。“但時間存在不確定性。”

在投稿推薦審稿人環節，該公司工作人員聲稱，可以幫忙注冊郵箱。“郵箱的注冊比較簡單，其實就是第三方評議。”

現年29歲、微生物學博士畢業的“SCI論文職業寫手” 陳立明（化名）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整體外包”包括根據客戶的研究方向設計課題、做實驗、分析數據，最后是寫文章和發文章。

他還進一步對這些第三方機構進行了分類。在他看來，這些公司分為“真正的學術輔助/科研外包公司”“沒有實驗條件的學術輔助公司”“沒有實驗條件的學術輔助公司（低配版）”，以及“論文買賣公司”。

陳立明表示，在他熟悉的生物醫學SCI領域，“學術輔助和單純的代寫相差得不是一星半點”。他理解的“真正的學術輔助/科研外包公司”業務覆蓋面廣，有著良好的實驗條件，比如2000平方米的實驗室，價值2000萬元以上的固定實驗儀器，負責實驗外包和試劑生產。

陳立明說，“沒有實驗條件的學術輔助公司”業務的開展，則是建立在客戶提供數據的基礎上。“好一點”的公司雖然沒有實驗，但數據分析、科研培訓的業務也有不少。但在“沒有實驗條件的學術輔助公司（低配版）”和“論文買賣公司”這里，數據造假和第三方評審造假就出現了。

是否違規的“紅線”難界定？

陳立明告訴記者，事實上，“代寫”業務在國際上“挺普遍”。

“國外確實沒有代投，但代寫會有。其實翻譯就是代寫的一種，叫做‘有中文初稿提供英文初稿’。很多代寫的業務都是翻譯，所以問題在于你怎么界定。”他表示，學術文章很難直譯，從中文到英文，基本上就是寫手把原來的內容打散重組的過程，嚴格來講不能稱為翻譯。

“如果叫翻譯和潤色沒問題，但一說代寫就是學術不端。可實際這兩種業務在操作上并沒有本質區別。”陳立明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上海交通大學講席教授、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院長江曉原指出，所謂規范的第三方機構也是一種“擦邊球”，“很難講清楚”。

他表示，國外很多承接這類業務的第三方機構，名義上稱自己為翻譯公司，替人將論文潤色，但“這個中間沒什么明確的界限”。

“從替人翻譯論文到替人造一個論文，論文造假還有不同的程度，可以幫你修改或者干脆連實驗都替你做，都是很自然的過渡。這些公司也會打通審稿的路子，保證你發出SCI論文。”江曉原說。

江曉原說，這些所謂的“規范的第三方機構”既不透明，在操作時又有著很多可以平滑過渡的空間，因此很難簡單判定其業務是否真正規范。“一篇文章投稿者找人潤色，基本不可能告訴雜志社。你沒辦法掌握這個事實，所以根本談不清尺度。”

在江曉原看來，SCI中收錄的期刊，實際也有著較大的差別。他表示，根據最新的數據，目前，全世界有8000多種期刊收錄在SCI中，而其中部分期刊因為影響因子不高，發表較為容易。本次涉及的論文大多是發在這些期刊上，相關的論文買賣公司一般最終刊發的，也都是影響因子比較低的期刊。

“影響因子比較高的刊物，比如影響因子在前20的，有許多根本不實行所謂的同行評議。”江曉原說，“他們的辦刊機制和我們這里的科普雜志一樣，沒有編委會，也不實行我們這里所想象的同行匿名審稿制度。比如《自然》雜志，現任主編菲利普·坎貝爾在2014年接受果殼網專訪時，又一次特別聲明《自然》‘從不設編委會’，而且‘自然集團的所有期刊都這樣’；坎貝爾以此為榮，他覺得沒有編委會才能有獨立的思想，不會被學術界的人左右。”

江曉原指出，相對來講，同行評議是目前最為公正的方式，“那些買賣論文、虛構同行評議的第三方機構，其實都背離了同行評議的初衷”。

論文審核存在灰色地帶 監管真空從何而來

江曉原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現在很多的雜志沒有紙質版，都是所謂的在線發表，如此一來，每期雜志里論文數量基本沒有限制，也就造成了編委會審稿的負擔。審稿“外包”，弊端就出現了——“這些公司并不是我們所想的真正的學術共同體成員，一旦外包出去其實就不再是同行評議了。”

他解釋，外包的商業公司衍生了新的審稿模式，讓投稿人自行推薦幾位審稿人，外包公司會從中找人審稿。投稿者需要提供審稿人的郵箱，于是便有人自己注冊了另外的郵箱，編造出子虛烏有的審稿人。外包公司的審稿人將要審的稿子發到郵箱里，實際上是發到了作者本人那里，或是發到代筆的公司去。順理成章地，會收到正面的審稿意見反饋。而同行評議演變成弄虛作假的行為。

“這些雜志在線發表后，造假現象成批量地出現，規模越來越大后會讓某些雜志警覺起來，發現了自己的審稿有問題，進而進行調查。”江曉原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最近很多雜志都進行了核查，隨之而來的是幾十篇論文被撤稿。

他說，這些撤稿的文章也不全來自中國，但由于我國考核能力、職稱的時候對論文很看重，所以被撤稿的論文也較多。

被撤稿的論文中，甚至有部分得到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資助，江曉原表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主要依照作者發表的刊物及成果。“只要刊物本身沒問題，他們基本就會信任。造假若要被揭露，往往也是由發表論文的刊物來進行。”

按照《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條例》相關規定，基金委對相關責任人作出處罰，最嚴重的為7年內禁止申請科學基金項目。“對于情形特別惡劣的，監督委員會其實希望能終身禁止申報。”基金委監督委員會主任陳宜瑜曾對媒體表示，“科研誠信建設需要相關各方共同努力，希望能制定相關法律法規加以規范。”

“寫論文最根本的目的，是學者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公布出來，促進同行間的互相交流和討論，這也是學術論文本來的作用，但現在已經遠遠超出這個范疇。”江曉原說，當越來越多的投稿人背離初衷，第三方中介機構的空間便不斷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