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將于今年12月底造訪美國太平洋海軍基地珍珠港，75年前正是由于日本的偷襲造成2300余名美國軍人喪生。安倍的秘書班子已經開始緊鑼密鼓地準備講演稿，他本人可能不會在演講中提及“道歉”，以避免被指責此訪是承認日美開戰責任的“道歉外交”。他可能會沿用去年在美國國會演講和戰后70周年談話中提及的“深刻悔悟”。

日本當年本就是侵略者，又采用了偷襲這種不光彩的手段，挑起了太平洋戰爭。此事已經過去70多年，其現任首相居然還吝嗇于道歉，可見日本對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發動侵略戰爭的歷史認識已經扭曲到了什么程度。他們害怕因為道歉而承擔開戰的責任。但是，害怕承擔責任，就可以不承擔責任了嗎？就可以抹去作為侵略者和開戰元兇的歷史事實嗎？安倍經常在國際多邊和雙邊的場合中大談日本的價值觀外交，以此顯示日本的價值觀有多么高尚純潔，多么難能可貴，多么有引領及指導人類社會大方向的勇氣。然而，對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這樣一個基本的歷史事件，日方都不能夠以正確的價值觀來認識和判斷，那么還有什么顏面在世界面前大談價值觀外交呢？

正確的價值觀既需要安倍經常掛在嘴邊的自由、民主、法治等內容，也需要對人類戰爭與和平的重大事件有一個正確的認識。自由、民主、法治是怎么來的呢？難道是在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的侵略擴張制度之內產生的嗎？難道是通過高壓和殘酷的殖民統治，通過對東亞、東南亞各國人民大規模踐踏人權的侵略戰爭產生的嗎？顯然不是。正是世界民主國家和正義的人民，在反法西斯聯盟的基礎上，共同打敗了德意日法西斯侵略者，才有了戰后持久的和平；在世界和平的體制之內，各國的人民才建立起本國的自由、民主、法治的精神和體制。也就是說，消滅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國家及其體制，是迎接自由、民主、法治到來的前提。

依據安倍的歷史觀、價值觀來判斷，他自己作為日本首相可以代表日本向美國方面表示“深刻悔悟”，那他為什么不能向遭受日本大規模侵略和屠殺的中國人民表示深刻的悔悟呢？日本偷襲珍珠港，與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進行對陣作戰，雖然也有侵略及非正義的一面，但它與美國畢竟是平等交戰，基本上屬于棋逢對手，沒有恃強凌弱的不道德因素。而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很大程度上是欺壓和凌辱一個弱國，尤其是對手無寸鐵的南京市民的大屠殺，更是違反戰爭慣例和戰爭法規，越過了人類基本的道德底線。這不僅僅是恃強凌弱，而且是嚴重的戰爭犯罪，相較于日本同美國的平等交戰，不知道丑惡了多少倍。這是人類的基本價值觀所不能容忍的。作為代表政府及其國民的日本首相，不僅同樣應該用對美國表達的“深刻悔悟”之類的話語來表現自己對南京市民乃至中國人民的深刻悔悟、和解之情，甚至應該用“道歉”、“謝罪”等更重的反省詞匯，這樣才能表現其對遭受更嚴重侵略的中國人民的“懊悔之情”。這才符合一般的人倫常情，才符合現代法治精神的義理，即輕罪輕判、重罪重判。

南京人民乃至全中國人民都需要一個道歉，日本領導人卻至今都沒有對南京大屠殺做過正式的道歉，甚至連懊悔之情也沒有表達過。這難道是一種正常的狀態嗎？難道還應該去污稱中國想打歷史牌嗎？當然，我們并不是批評所有日本人，而僅僅是批評代表日本政府的領導人，尤其是能夠代表日本政府的首相。在普通日本民眾中，的確有一些深刻反省、深刻懺悔的群體。甚至在日本歷代首相中，也有有良心和真知的，其中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就是這樣一個值得稱道的、有良心的人。他在首相任內，曾經想過要到南京去道歉、去懺悔，只是因為遭到日本國內的重重阻礙而沒有成行。卸任后，他以一個日本普通國民的身份來到南京，進行深深的懺悔，這一行為使我們中國民眾深受感動。我們覺得他是一個真誠的人，一個勇于促進中日兩國和解的人，一個敢于正視歷史并且有高尚道德情操和正確價值觀的人。但是，他的這種行為卻在日本國內遭到了無盡無休的指責和謾罵，他被辱罵為日奸、媚中派的代表。由此可見，日本國內有一個何其糟糕的輿論環境和價值觀氛圍。這讓人不能不為日本的國內政治輿論環境和未來發展的前途感到憂慮。鳩山僅僅是以一個普通國民的身份去南京道歉謝罪，僅僅代表他個人，完全不代表日本政府，也不代表日本整個國家。難道他個人的一種表達應該受到這樣的指責和限制嗎？那么，一貫倡導自由的日本究竟有著怎樣的自由呢？難道是一種有選擇的自由嗎？

我們不管日本國內的氛圍究竟如何，不論日本普通國民如何看待當年的對華侵略戰爭和其中的南京大屠殺，我們只是真誠希望日本的當政者，特別是代表該國政府與國民的首相，能夠對南京人民真誠地說一聲道歉。我們希望日本方面不要僅僅去對美國表示“深刻悔悟”，卻對亞洲國家及其受害的人民繼續表現出置之不理的傲慢。我們需要對過去的戰爭事件進行和解，但和解需要條件，它不是單方面的行為，而需要雙方真誠、積極的互動。

(作者系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教授、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 周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