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的李濟，雖然只有30歲，卻已在清華國學研究院負責人類學、考古學課程，與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并稱“五大導師”一年有余。這一年的小年當天，李濟離開北京奔赴山西，在介休考察窯房、對居民做體質調查，到綿山考察佛院，至臨汾考察堯都……直至發現西陰村遺址后兩天，李濟才結束這次歷時近兩個月的調查。

上世紀60年代初，李濟在臺灣“中研院”史語所做破損銅器粘合試驗

未曾想在歸途中，李濟患上了斑疹傷寒，返京后一病不起。李濟家人又錯信民間偏方，一度耽誤了醫治，李濟險些病危。所幸趙元任的夫人斷然做主，將李濟送至協和醫院，他才轉危為安。大病初愈，西陰村的情景又在李濟腦中浮現，病榻之上，他便開始為考古發掘做起了準備。

李濟為何要發掘西陰村，如今已有不同觀點。如考古史學者陳洪波認為，當時安陽殷墟已通過出土的甲骨文被確定為商代晚期都城，“西陰村所在的夏縣是傳說中夏朝王都的中心，李濟看來想碰一下運氣，看是否能夠在這里找到夏的蹤跡……”當時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對先秦史抱以普遍的懷疑態度，尋找夏代的考古學證據，自此便成為當時乃至今天中國考古的焦點問題。但也有學者如北大的孫慶偉認為，李濟是想通過調查和發掘史前遺址，回應安特生——這位瑞典的地質學家根據他1921年在河南仰韶村發現的彩陶，發展出結論：中國的史前彩陶與歐洲的史前彩陶相似，中華文明可能“西來”。當時中國學界自然無法認同這種觀點，但因為尚未自己主持過考古工作，所以也拿不出可資反駁的實證。

此外，選擇西陰村還有一些學術外的考慮。譬如梁啟超向李濟推薦山西，因為那里治安穩定；雖然到最后時任山西省長閻錫山沒有回復國學研究院的公文，但山西內務署負責人被李濟的誠意所感動，代表省長批準了發掘。此外，“史前遺址不含任何金屬品，可以避免挖寶的懷疑”，“發掘的是過去不知名的埋葬，所以很少引人注目，可以減少公眾反對挖墓的意見”，也成了選擇西陰村的原因。

雖然最終李濟在西陰村發掘短短兩個月，既沒有發現傳說中的夏都，也沒有發現中華文明并非西來的鐵證，但發掘出的大量陶片與半枚繭殼等新石器時代遺物，仍可謂收獲頗豐。只是當時國人還不能理解考古的意義，李濟用了9輛大車、五六十匹馬騾走了9天，才把60箱陶片運回北京。有人問：“花了這么多錢，難道就為了這些破陶片？”而有故作聰明者回答：“這些都是科學標本，運回北京化驗后，可以提煉出值錢的東西……”

比發現的遺物更為重要的，是西陰村發掘為考古這門從西方引進的全新學科，在中國奠定了科學的方法。李濟使用的“探方法”（挖8個2米見方的方坑發掘）、“三點記載法”（記錄三維坐標）、“層疊法”（記錄人工層位）等，都與如今國內外考古工作的方法一脈相承。

其實嚴格來講，李濟并非考古學出身。最初在“清華留美預備學堂”7年半，他就涉獵廣泛，出任過清華演劇隊隊長，發起過砥礪品行學問的學生團體“新少年會”。到1918年他登上奔赴美國克拉克大學的客輪時，準備就讀的也是心理學。待兩年過去，他來到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研究方向才變為人類學。在美國，通過田野發掘獲得研究材料的考古學，往往被視作人類學的一種研究方法、一個分支學科。不過李濟的博士論文《中國民族的形成》雖然讓李濟成為中國第一個人類學博士、美國人類學會會員，但文中使用的知識與方法，仍是非考古學的體質人類學等。

只是李濟從美國歸來后，作為國內絕無僅有的人類學博士，很快就被中國豐富的考古資源吸引而去：1923年，他在新鄭李家樓大墓小試牛刀，采集材料雖不足一個月，日后卻做出了細致的研究——《新鄭的骨》。及至西陰村發掘，李濟已成長為當時中國當之無愧最專業的考古學者。1928年，他實至名歸地加入由主張“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傅斯年主持的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任考古組主任，成為當時中國考古的實際領袖，并開始執掌后來被稱為“現代考古學在中國系統展開之始”的殷墟發掘。

殷墟考古的輝煌與艱難

從晚清在殷墟發現甲骨開始，殷墟就既成為中國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又成為各方勢力盜掘的對象。傅斯年選擇殷墟作為史語所乃至當時中國考古的主戰場，當然有看重此地作為商代都城，有文字材料、年代明確、學術意義重大的考慮，但也有搶在盜掘者之前發掘以保護殷墟的目的。1928至1937年，史語所先后在殷墟發掘15次，幾乎全考古組齊上陣，聲勢之浩大，在1949年前的中國考古史上無可匹敵；發現的宮殿、宗廟和帝王大墓，則將3000年前商王朝的輝煌背影從無到有勾勒而出。

考古工作新鮮而神秘，影響力隨即擴散至圈外。1930年李濟在濟南出席一場新聞發布會，聞訊而至的記者和當地文化人把大廳圍了個水泄不通。自由提問中，記者直接拋出了考古和盜墓有何不同的問題。李濟的回答，可謂殷墟發掘方法的概括：“考古不是挖寶，因為在我看來，對于增進我們關于歷史的學問來說，地下的瓦礫骨頭與黃金珠寶并無區別。”“（盜墓賊）之卑劣采集手段，導致廣大公眾對古器物之出土地點、層位及連帶關系無從得知；而此種知識乃為進一步系統發掘所必具備……科學發掘之結果，不僅能以古代遺址及遺物之科學價值取信于公眾，并能促進對其施加必要保護，并傳布科學考古學知識之進步?！?/p>

但是，在殷墟考古輝煌的成績背后，這10年間坐鎮現場或后方的總指揮李濟所面臨的艱難，其實層出不窮。

首先是盜墓。古董商利誘盜墓賊，盜墓賊又與地方軍官勾結，致使盜墓屢禁不絕。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1934年，據史語所的石璋如回憶：村長跑來打聽，“中央”是否派遣了“中央夜晚發掘團”？石璋如等人帶軍警到現場查看，果然是縣府官員做了盜墓賊，謊稱史語所是“中央白天發掘團”。猖狂的盜墓賊甚至與軍警交了火，后被繳械帶至縣政府，但最終此事仍以不了了之收場。

其次是土匪。1936年發掘團發現了藏有1.7萬余枚甲骨的127號灰坑，為了妥善發掘，發掘團決定將整個灰坑切割起取至南京。切割下來的土塊重達3噸，搬運工作十分緩慢，當地的土匪就打起了搶甲骨的主意，一度鳴槍希望嚇跑考古隊員。所幸發掘團“已經準備好士兵藏在附近高土堆，見土匪射擊也就居高臨下回擊”，土匪也就未再輕舉妄動。

再次是與地方的矛盾。河南省圖書館館長兼民族博物院院長何日章，抓住李濟等人為保護文物免遭軍閥戰火，曾攜少量文物返回北京的“把柄”，倚仗馮玉祥掌控的河南地方政府擁兵自重，“中央”束手無策的局勢，聲稱河南考古不容外省人越俎代庖，對史語所的發掘百般阻撓，如出價收買知道文物消息的村民，用“無記載、無照相、無方法，挖完了不知是怎么回事”的所謂“考古”破壞殷墟，以致史語所一度被逼出河南，只得轉戰山東龍山鎮發掘城子崖遺址。而李濟甚至因此請辭考古組主任，“安陽工作進行無術”，被中研院院長蔡元培力勸才回心轉意。

第四是對考古的誤解。村民對考古不明所以，狀告李濟“故意侵及民墓”也就罷了，1934年，更鬧出過一起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在《大公報》上批判考古的“公案”：“近年以來，研究國學科學諸家，忽起發掘古墓、尋取學術材料之風。在學術界中，或多視若當然；而在愛國愛民者，則痛心疾首，呼吁無聲，哭泣無淚。中國今日貧弱極矣，學術教育敗壞極矣，應作之事不知其幾千萬，何必發墓，然后為學？”他要求“通令全國，凡一切公然發墓取物者，無論何種理由，一律依刑律專條嚴辦”。所幸蔡元培堅守在史語所一邊，以自己名義在各大報紙刊出駁戴季陶的公開信，奪回了輿論。

最后一項艱難則遠大于前四者，以致一舉終結了史語所在殷墟的歲月——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1938年，安陽落入敵人之手，日本學者開始了對殷墟的非法發掘……

“一個巨人消失了……”

1940年，李濟和史語所，以及他1934年接手出任主任的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來到川南古鎮李莊，這一先后云集了中研院社會所、營造學社等機構專家的“抗戰文化中心”。在此之前，從南京出發的李濟，已輾轉長沙、昆明，躲避著日軍的空襲，押送著國家的文物，撤退了兩年多。此后的6年，直至抗戰結束，他在此一邊整理殷墟的陶器材料，一邊指揮史語所與中博院就地發掘四川的彭山漢墓、成都前蜀王永陵，兩度深入西北考察，在成都、重慶舉辦“遠古石器展”……李濟勸勉同仁：“不要問在第一線的忠勇將士抵抗得了敵人嗎？我們應當問我們的科學或一般學術是否敵得過敵人。”

但躲過了日軍炮火的李濟一家，仍未被死神放過：1940年李濟生日當天，他的次女、剛剛初中畢業的李鶴徵因急性腸炎，在病發不足三日后撒手人寰。轉眼1941年底，李濟的長女、即將高中畢業的李鳳徵又感染了傷寒，堅持到第二年初也終告不治。自責“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兒”的李濟，兩女一兒入西南，1945年抗戰勝利后，與他同回南京的子女，只剩了兒子李光謨一人。但1945年之后的3年，不僅沒有讓李濟來得及重啟殷墟發掘，反倒成了他在大陸的最后時光。1948年12月22日，李濟督運著裝載有史語所重要圖書、設備以及故宮遷運文物的輪船，揮別大陸，去了臺灣。李濟選擇了守護殷墟的文物，而因此，他又失去了他的兒子。

2005年李光謨曾向《李濟傳》的作者岱峻回憶，解放前夕他身處上海，“父母一天一個電報，把飛機票買好了寄來……那時機票比黃金還貴”。但“我給他們寫了最后一封信，告訴他們我決定留下來，說我想看到一個新社會是怎樣建立起來的，我們還會有相見的一天……后來有人告訴我，母親收到信后大哭一場。父親輕易不掉眼淚的，我這個人，在他眼里也許是不可救藥了。那一年，我22歲”。

自此，李濟與李光謨的余生分道揚鑣。1959年，大陸的《考古》雜志發表《批判李濟的反動學術思想》，稱“李濟是美帝國主義一手扶持起來的所謂‘考古學家’，過去在中國考古界長期篡竊著領導地位……”而服從組織安排，后成為著名馬克思哲學理論翻譯家的李光謨，“文革”期間也被“大字報”批斗為“國民黨的殘渣余孽、李濟的親生兒子”。

但近年才公布的材料表明，其實二人1960年于珠海拱北海關有過一次秘密而短暫的相見。李濟解放前的高徒、時任中國科學院考古所副所長的夏鼐，還曾為此次相見寫下一封后來被李光謨稱作“勸降書”的文字。只是既已“選邊”，爾后怎能輕易反悔？李光謨回憶，當年臨走時，便衣提醒他千萬別跨過邊界線，結果他在遞給母親香蕉時仍越了線，當即被便衣提醒——“他們（父母）過去了，我不能過?！?/p>

1995年李濟虛歲百年誕辰，受邀赴臺的李光謨終于來到了父母的墓前，敬獻了花籃。他發現，“對父親其實有著很深的感情”，“越來越覺得他這個人很了不起”。之后直到2013年辭世，李光謨一直致力于李濟遺著的編校整理。

另一邊，來到臺灣的李濟，婉拒了美國多家大學的長期講學邀請，將余生獻給了兩大事業：一是篳路藍縷，建立、興盛起臺灣的考古。他出任遷至臺灣的“中研院”史語所第三任所長，后又兩度代理“中研院”院長。他創辦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大力推進臺灣島的考古工作。他桃李滿園，改革開放后給大陸考古帶來深遠影響的哈佛大學教授張光直，就是李濟在臺大的高徒；李濟到臺灣后過繼的內兄之子李光周，后來也在臺大、哈佛讀到考古人類學博士，并繼承了父親衣缽，執教臺大。二是恪盡職守，完成對殷墟的研究。當年發掘殷墟的同仁，時過境遷早已星散，李濟覺得，把對殷墟的研究完成，是他的責任。他綜合15次殷墟發掘的材料，至1977年終于完成了《安陽》等著作，對當年的考古工作做了總結性回顧。至他生命的最后年月，他還堅持每周去一次臺北“故宮”?！跋壬惴鲋F架，一步步緩慢而艱毅地走到書桌前，仔細端詳準備好在桌上的青銅器，神情如此專注，如此不厭其煩……”

1979年7月，83歲的李濟還曾表示，他正計劃自己的最后一本著作，“要與最初的著作《中國民族的形成》同名”。半個月后的8月1日，臺大考古人類學系成立30周年紀念日，上午9點半，身處大陸的李光謨的女兒在家莫名其妙摔了一跤，磕掉了包括門牙在內的4顆牙。三周后李光謨收到訃告，就在8月1日上午9點半，李濟心臟病猝發，駕鶴西去。后人在整理他的遺物時，除了在書房見到5只木猴子，以及臺北“故宮”贈送的兩三件仿造藝術品，未發現一件古董。

正如張光直曾對恩師的評價：“迄今為止，在中國考古學這塊廣袤土地上，在達到最高學術典范這一點上，還沒有一個人能超越他。隨著他的過世，一個巨人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