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純種老外，但是一開口蹦出來的是流利的中文，有點小分裂。

藝術上也是這樣。看上去有點大條隨便，但是一拍起電影，那樣幻美流艷的畫面，也只有杜可風掌鏡可以拍出來。

六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攝影獎，香港第一攝影人的地位無可撼動。

這一回，他到上海震旦博物館辦藝術展。剛到震旦博物館，他也有點抓瞎，這么大的空間，他能做什么？他習慣的空間是小小的，可以做拼貼作品的空間，要不然就是一個很大的銀幕。

銀幕，那是另外一個空間。

他說他不太愿意被稱為一個藝術家，他認為自己是電影工作者。現在，他又多了一個頭銜：當代藝術工作者。“畫影之間：張恩利×杜可風”藝術展正在震旦博物館展出，在畫和影之間的杜可風，會有怎樣的差別？

我要成為“杜可風”

南都周刊：您是悉尼人，后來怎么跑到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讀書？

杜可風：因為我之前環游世界，語言是很重要的橋梁。我只知道全世界有幾個語言，英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和中文，我選擇中文，是因為我完全不懂中文，從頭開始是學習最好的方式。我決定從頭開始學中文，然后去香港。我的中文名字也是一位詩人起的。

南都周刊：起“杜可風”這個名字的就是您的老師嗎？

杜可風：是我在英國的中文老師起的，他是一位詩人，所以起的名字很有詩意，也給我后來做事提供很多方便。他們一看這名字，以為我是中國人，不是外國人。這個名字其實也給我很大的鼓勵，因為我要成為杜可風，我現在還不是杜可風，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有要求的名字，有一點負擔，要成為杜可風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我就要努力。

南都周刊：這三字有什么寓意？

杜可風：君子如風。風，有時候往這個方向吹，有時候向相反的方向，有時候不存在；有時候暴風雨，有時候很溫柔。風很多變，有很多種可能性，所以我說我還沒有找到它的寓意所要求和標榜的。

南都周刊：您覺得您更看重君子還是風呢？

杜可風：當然是風，因為我是水手，也來自海邊，喜歡飄來飄去，所以我當然是風。

南都周刊：在香港中文大學學的是什么專業？

杜可風：就是中文系，當然有一些關于中國的美術的課程，但基本上學的都是語言和文學。我那個班，很多同學都是外交官的子女。當時“文革”剛剛結束，外國人不太容易和中國人來往，所以很多國家的外交官把他們的子女送到香港中文大學，完成兩年的語言和文化方面的學習，因為是政府的錢，所以學費很貴。我沒有政府支持，我出的是自己的錢，差不多三個月我就把錢花完了，沒法子，只好搬到臺灣去。香港中文大學是兩年的課程，我沒有畢業。

混入電影圈

南都周刊：1978年，你是怎么參與創立蘭陵劇坊，開始與云門舞集、香港進念·二十四面體合作攝影工作的？

杜可風：我認識我最好的朋友—崔健—是在酒吧彈鋼琴，和云門舞集、香港進念·二十面體的朋友認識也一樣。香港是小地方。

就是因為大家有理想，開始做一些東西，就這樣大家都認識了，成了好朋友。那時候我也是學生，沒有什么職業，有時間參與其中，拍一些自己喜歡的紀錄片和電影。我有時間，朋友有部攝影機，反正人家給我一個攝影機我就拿起來了，我也不懂。就這樣開始了。

南都周刊：在1981年的時候，楊德昌先生請你拍《海灘的一天》，跟他是怎么認識的？

杜可風：也是在酒吧，那時候臺灣，有很多香港的年輕人，他們有很多理想，會一起喝酒、喝茶，一起生活。其實像1980年代中國的搖滾一樣，我跟老崔也是常常混在一起，我們就在誰的家里想出一些比較理想主義的東西，然后我拍出來。楊德昌的個性也是這樣，他喜歡比較刺激的東西。所以他后來找到我，那時我自己還沒有拍過電影，沒有拿過大的攝影機，我又沒打過燈，所以一切都很生疏，不過他支持了我。張艾嘉那個時候也是明星，也是老板之一，她也支持我。

南都周刊：從那次開始你就下定決心從事電影和攝影了？

杜可風：對啊，因為人家信任我，我也很好奇，他為什么會信任我？然后果然，楊德昌的這部片子（《海灘的一天》）得了金馬獎，我很奇怪我到底做對了什么東西，人家會覺得是好的。

南都周刊：你第一次拿香港金像獎最佳攝影獎的電影是舒琪導演的《老娘夠騷》。

杜可風：對啊，這部片子你都知道。

南都周刊：在《老娘夠騷》里面，侯孝賢和張學友都有演出，你還記得他們表演的情況嗎？

杜可風：他們愛唱歌嘛，愛卡拉OK，都是朋友，那個時候我們來往比較多一點。那時候沒有那么商業，都是為了一些理想，或者是支持一下朋友。

南都周刊：第一次得獎什么感受？

杜可風：我也不懂為什么我會獲獎，他們說我是最佳攝影我都不信，沒有什么東西是最佳的，可能人家感覺到我有新的想法，感覺到這些人在認真做一些事情。這些人在做的事情中有他們對社會獨特的看法，所以會得到評委會的賞識。得獎不是終點。

我也聽不懂王家衛

南都周刊：王家衛，也是在酒吧里認識的？

杜可風：認識王家衛是因為張叔平。我已經拍了七八部電影，巧了，都是張叔平做美術，當時我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張叔平做美術。他在電影美術方面是最好的，會好幾種語言，是廣東人，還會說上海話。他推薦我認識了王家衛。

南都周刊：那你跟王家衛合作，在攝影方面王家衛是讓你比較自由地發揮，還是一定要按照他的想法來做？

杜可風：不只是王家衛，攝影跟導演、美術和演員，都是一種調整來往的關系。我知道的就是這樣子，也有其他的導演是另外的要求，但我何必跟這一類的人合作？王家衛的那種方式是比較抽象化的，比如說我們在阿根廷，他放一段音樂，他說：“你不覺得我們（應該）就這樣子拍嗎？”我說：“啊，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你去尋找一個感覺，我喜歡這個感覺，不過那是很抽象的東西。

南都周刊：一開始王家衛給你一段音樂，讓你捕捉一種畫面的感覺，你會不會嘗試幾種，一次次給他看？

杜可風：可能第一次不能十全十美，所以他會說：“你能做得更好嗎？”不只是他，我想有時候自己也會感覺到還差一點，我能不能再試試看，我想大部分的演員也是這樣。一個好的演員會說：我覺得我可以做得更好，讓我試試看另外一種表演方式。

南都周刊：跟王家衛就這樣一路拍下來了？

杜可風：對，還有張叔平，沒有張叔平就沒有我。所以我就說整體的創作環境才能讓電影達到一個水準，你必須有各方面的支持跟來往才會走得更遠。

南都周刊：一開始合作就有默契的嗎？一條鏡頭會反復來嗎？

杜可風：我怕過五六十條，其實到最后你會發現還是第一條最好，所以有時候是導演比較固執，沒有得到他想要得到的東西。像舉杯、放下杯子這樣一個動作，演員還能演得怎么好？但導演一定要達到他心中理想的情景，拍電影的一個最大的特點是你可以馬上認識一個人，他的脾氣和他的能力。

南都周刊：王家衛沒有劇本，拍著會不會摸不著頭腦？

杜可風：他有很多想法，每天都有一些新的東西要做，所以我們一直在尋找，有時候覺得是電影自己在創作它自己，而不是我們在推動。他對我影響很大。

我記得有一次，王家衛有一段戲不知道出了什么問題，拍出來就是不對，但演員已經殺青走了。我能想到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將原來的彩色膠片變成黑白，并洗印出特別多的反差，結果效果還不錯。有一場戲改成這樣子就有點奇怪，所以我們就想，所有這一類型都用一樣的方法，人家就會說：啊，這是一種風格！其實不是，因為有了錯誤，我們才彌補了。我覺得很多東西也是這樣子出來的。很多有趣的結果，是因為有一個錯誤的開始。

南都周刊：因為一個小錯誤，把全部都改了？

杜可風：沒有，只有幾段，這樣比較統一一點。比方說，比較寫實的東西是這種風格，比較幻想的就是另一種風格，就是這樣子，過去和現在，做一個對比。所以我覺得很多東西都是自己克服挑戰的過程。因為一部電影，尤其是我拍的電影是所謂的小成本，你沒有錢去改很多東西，你必須借助它本身，然后用你自己的方法來，讓錯誤或者挑戰變成優點而不是缺點。

我不知道張國榮患抑郁癥

南都周刊：9月12日是張國榮先生的生日，你私下里和張國榮是很好的朋友嗎？

杜可風：是好朋友，我很少跟電影圈的人來往，不過跟Leslie的交往比較多。其實現在想想，見面也不是很多，也就在外面吃吃飯而已。在電影圈里，除了Leslie，我和許冠杰、張曼玉來往比較多一點。

南都周刊：他和電影里面的表現有差別？

杜可風：他在生活里面也是他嘛，我覺得他是一個比較多面的人，有很多不同的情緒，所以說演員做藝術家是對的，這樣子可以有很多的方向去表現。

南都周刊：后來他患抑郁癥，你知道嗎？

杜可風：我不知道，我不是醫生。

南都周刊：在拍《春光乍泄》的時候，梁朝偉有一次說，一開始是把他騙到那里去的，他不知道要拍同性戀。

杜可風：都是給騙過去的！那個故事我們也是不知道，怎么會到這個地方來，這也是很多導演的方法，他把你丟到一個環境里面，你的狀態會更真，很多導演用這種方法來刺激演員。

陳凱歌愛特寫，張藝謀很大膽

南都周刊：你和陳凱歌導演也合作過，拍《風月》的時候，張國榮說拍了太多特寫，就像一篇文章里有太多驚嘆號。

杜可風：對，凱歌的要求會很細膩，所以他有一些細節會特別地強調。但如果太多特寫的話，觀看者看了會容易累，但我們只能到做到這樣的程度。

南都周刊：和內地導演合作，與港臺導演的合作有什么不同？

杜可風：整個都不一樣，制作過程、資金的處理方法、空間、風俗習慣都不一樣，跟國外也不一樣。每個地方都有電影的制作傳統，影響很多東西。不過我與之合作的人，大部分都是一種要求—做一部好電影！

我做過最藝術化的電影叫《英雄》，因為張藝謀敢用顏色講故事。這是很大膽的事情。顏色是一個推動力，它是一個結構，是一個精神，所以我想與你分享這么一種榮譽。因為電影敢這么藝術化是很難的，這是一部商業電影，其實也不是那么商業，不過還是賺了一點點。所以在電影制作環境中能那樣做，走進藝術的心態和精神是一個很偉大的事情。

南都周刊：崔健的電影《藍色骨頭》請你來擔任攝影，你說你特別喜歡他的《南泥灣》，你是喜歡搖滾還是喜歡《南泥灣》這種紅色歌曲？

杜可風：當然是搖滾。因為老崔是特別要好的老朋友，所以跟他合作電影，之前還幫他拍過一些MV，都是以朋友的心態。認識這么多年，做事比較順利，我也知道他的脾氣，比較容易溝通一些新的想法和工作方式。

我適合做攝影，而不是導演

南都周刊：會不會到好萊塢的時候反而更加不適應？

杜可風：慢慢習慣。我覺得美國那種手法，技術方面的要求我也還是不那么習慣。當然我也拍了一些很好的導演的作品，不過美國人的風格，他們對電影的期待，大部分和我是不同的，跟文化有關，因為不同的文化會催生不同的電影類型。

南都周刊：但問題是你本身就是一個外國人啊？

杜可風：我是一個外國人，不過我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做外國人，已經做了四十多年的外國人啦。

南都周刊：1999年的時候您自己導演了一部電影《三條人》，開始做導演了。

杜可風：我至今一共拍了四部，最新的那部《香港三部曲》剛在香港上映。

南都周刊：《香港三部曲》實際上是一部，還是三部短片？

杜可風：三個段落，一部電影，就是反映香港的三代人不同的時代、不同的過程、不同的生活環境。

南都周刊：那么你以后以攝影為主，還是會轉型做導演？

杜可風：我覺得我很適合做攝影，人家說為什么不做導演？不是我特別去要求去做導演，也不是我幻想去做導演，我覺得沒有差別，我是這部戲的導演還是編劇或攝影，我覺得對我是相同的，有時候責任有一點不一樣而已。每一樣應該做什么，每一個人物有什么樣的責任，你應該很清楚。

南都周刊：接下來你準備做什么？

杜可風：還是電影啊，還是繼續做。有很多事情要做，也因為《香港三部曲》這部電影，有很多電影節要去參加。

南都周刊：拍電影會有很多限制，包括經費，有時候也會妥協嗎？

杜可風：是的，難道你跟你老婆或者女朋友在一起，你不會妥協？所以我必須判斷一下，我覺得沒辦法更好，可能是電影最常出現的問題，比方說一個年輕的導演，他對整體的控制不夠，所以他可能糾纏于一個細節。比如他可能很想改變這個桌子，不過他沒有想到這其實得不償失，找這個桌子要兩個小時，拍整場戲你才多少時間？很多導演都是為了一個細節花兩三個鐘頭，這樣另外一場戲都沒法拍了。

所以這個時候我必須要提醒他，如果這個桌子不是最好的話，那就不拍這個桌子。

跟一個陌生的藝術家拼貼

南都周刊：你這次辦藝術展，和張恩利合作，怎么想到以這樣一種當代藝術更像裝置的方式？

杜可風：因為普通的攝影展比較悶，這種空間和過程比較有活力，有點像拍電影，慢慢演變出來，比作為一個完全平面的東西更有可能性。

這次展覽規模雖然不是很大，但是對我也是一次挑戰。做這個展覽可能比我做任何一個電影還有壓力。電影我天天做，是我的生活，我覺得很自然，當中人的來往我都習慣了，我對觀眾也都有認識。對做展覽，對藝術，對展覽的觀眾，我不太認識。

南都周刊：作品中也用到了你以前的電影片段。

杜可風：對，我會用自己的小作品，包括其他一些經過我處理、你們可能認識的電影的片段，來分享我的心得，我的過程，我的疑問，我經歷的up and down。

南都周刊：這次跟你合作的張恩利，以前就是你的朋友？

杜可風：不是，之前不認識。很多人問我和他合作感覺怎么樣？我說我也不知道，你去問他吧。

南都周刊：和張恩利第一次見面后感覺如何？

杜可風：策展人樂大豆和博物館找到我，希望我和張恩利合作。我不太認識他，他也不一定認識我，把兩個不同的人放在一起，這就是一種拼貼的精神，唯一的方法就是先見面。

所以我去見他，我去看他的作品。到了他的工作室，我發現好干凈。他每一次做展覽，都有一個模型，看怎么樣去擺他的畫，于是我就想把他放在模型里面試試看。我想來觀察一下，他到底在干什么。這個藝術家，我都不了解他在干什么。我怎么接觸他的模型，怎么接觸他的空間呢？我一直在思考，雖然我還不知道應該怎么做，但因為出發點很有意義，是一個好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