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網北京11月30日電（記者 張春莉）“人口問題始終是我國面臨的全局性、長期性、戰略性問題。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我國人口眾多的基本國情不會根本改變，人口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壓力不會根本改變，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緊張關系不會根本改變，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必須長期堅持。”11月26日，在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舉辦的《人口與發展高級資訊會（2016）——人口發展戰略與全面兩孩政策》研討會上，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進中央常務副主席羅富和針對我國轉型期的人口發展戰略問題時，強調了習近平總書記的有關指示精神。

   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進中央常務副主席羅富和在人口與發展高級資訊會上闡述中國轉型期人口發展戰略。 王克明 攝

“當前，我國正處于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強國轉變的關鍵時期，發揮人力資源的潛力與優勢是促進我國經濟長期保持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的最大支撐。”談到李克強總理的上述指示精神時，羅富和指出：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關系國家發展和民族未來，關系億萬家庭幸福。并從人口理論的發展，人口發展要與資源、環境相適應，人口發展要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核心問題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建設人力資源強國五個方面闡述了我國的人口發展戰略。

在人口理論的發展上，羅富和副主席從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哈佛大學教授大衛·布魯姆（David E. Bloom）與杰佛瑞·威廉森（Jeffrey G. Williamson）1998年提出的人口紅利和夏威夷大學安德魯·梅森（Andrew Mason）與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人口與經濟學教授羅納德·李（Ronald Lee）合作于2006年在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季刊Finacial &Development 上發表的《兩次人口紅利》文章等，對人口理論的發展問題做了清晰的闡述。認為第二次人口紅利具有兩個特點：不像第一次人口紅利那樣有清晰的起始點，如果政策到位，它可能是無限期的；對于有效政策的依賴性更強，如果政策合適有效，它的紅利規模常常遠大于第一次人口紅利。

人口與發展高級資訊會（2016）——人口發展戰略與全面兩孩政策研討會現場。王克明 攝

“梅森的調研結果發現，在每一個經濟體中，第二次人口紅利的貢獻率都大于第一次人口紅利。 在梅森和羅納德·李看來，一個社會能夠獲得多少第二次人口紅利，取決于這個社會是否能夠更好地支持老人。”羅富和表示，上述四個比較有名的人口理論學家有一個很大的特點：他們不是研究一對夫婦生幾個孩子好，不是研究一個家庭有多少個孩子好，不是一個國家和地區生育多少人好，“他們都是經濟學家，都是從經濟發展的宏觀角度去考究人口的增長跟經濟發展的關系，這是我想提出的。”

在人口發展與資源、環境問題上，羅富和表示，人口發展要與資源、環境相適應 。指出我國是一個人均資源貧乏的國家：耕地面積總量居世界第4位，但人均耕地面積只有世界人均的1/3；水資源總量居世界第6位，但人均水資源占有量為世界人均的1/3，是世界13個貧水國之一；礦產資源總量居世界第3位，但人均占有量為世界人均的58%， 排名53位。特別是一些重要礦產資源的人均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人均水平，如石油僅為15%。

在人口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問題上，羅富和明確表示，人口發展要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他詮釋：“我不是從這個理論的角度去說我們轉型期當前的經濟發展的特點，我只提出觀察的一些現象，就是轉型期的一些現象需要留意。”

“首先，低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從我國轉移出去，轉移到東南亞、非洲、南美。”羅富和列舉，某公司原來第一個廠設在東莞，現在中國造鞋的老板到非洲開鞋廠，在埃塞俄比亞的一個工業園區。這個工業園區聚集了中國去那邊落戶的企業。作為第一個吃螃蟹的，這個老板把造鞋帶到了非洲，第一年請了幾百個工人，現在已經是5000個工人的規模，發展得不錯。

“不要說低端勞動密集型企業是外國老板在這里辦的，包括香港老板、臺灣老板，連我們自己的老板都把廠搬到外邊去了，這是我們這個經濟發展階段需要引起重視的一個趨勢。”羅富和繼續舉列說，看看服裝業，小型機械加工，現在都是中國的老板、中國的師傅去帶這些徒弟，落戶在亞非拉當地，這個趨勢是值得重視的，這意味著我們生孩子出來勞動密集型的就業機會是沒剩多少了，“因為我們的勞動成本是不斷提高的。而且不可能再有人去做這種比較初級的、靠出大力、流大汗或者不斷重復生產線上的一些工作，這個趨勢需要重視。連華為都在印度辦廠了，組裝這種類型往外轉移的趨勢要重視。”

其次，機器人的大量使用，生產線上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自動化程度的提高是需要留意的第二個趨勢。在深圳富士康的發明專利是排在華為之后的第二多，機器人就是他們的發明專利。機器人不是出大力、流大汗干活的機器人，是組裝手機的機器人。富士康的老板說他要生產100萬只機械手，安排在他的手機生產線上。他現在在國內雇傭了150萬工人，如果他要生產100萬只機械手，這意味著什么？在昆山的富士康工廠，已經裝了幾萬只機械手，已經做到關燈，就是在全暗的環境下機器手代替人在做工作。日本的技術，所謂最精密的照相機，完全可以用機器手組裝；美國生產特斯拉電動汽車的工廠生產線，整個工廠只有150個雇員……

“有個最新的研究報告需要引起重視。”羅富和說，11月1日聯合國原人口司司長發表在耶魯全球化網站上的一篇文章，題目就是非洲人口增長有可能破壞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文章里最重要的一個圖表分析了人口發展里程碑：1804年全球10億人口，1927年20億，1974年40億，2023年80億，現在是74億。但是到2100年人口發展預測有5條不同的紅線：如果全球都是以1.5個孩子總和生育率，到2100年是73億，比現在的74億略少；如果全世界都是二孩生育的話，到2100年是103億；如果全球總和生育率是2.5個孩子，到2100年是112億；如果全球總和生育率是3的話，2100年是166億；假如世界各國都按現在各國的總和生育率不變的話，到2100年全球總人口260億，將會是現在的3倍多。在非洲現在的總和生育率是5個孩子，這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視的。

“據法國皮革業聯合會統計，2015年法國進口鞋類產品4.971億雙，減少1160萬雙，由于平均價上漲，法國進口鞋類產品總額提高了11%，達到62億歐元。其中，從中國進口鞋類產品數量同比下降9%，自越南、印度尼西亞、孟加拉國和柬埔寨進口鞋類產品數量同比分別增長38%、20%、27%和39%。中國最大的女鞋生產基地華堅集團正在把一部分‘中國制造’變成‘非洲制造’……”談到人口發展要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問題，羅富和列舉了中外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一些實例、數據變化來佐證這個問題的重要意義。

“一個大國、一個大地區需不需要考慮有個理想的人口總量？一個理想的人口結構？雖說永遠達不到真正的理想化狀態，但需要通過政策的引導導向一個比較合理的人口按齡組分布結構。”言及人口發展要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第三個原因，羅富和如是表述，我們一直討論很多的就是現在勞動力多了還是少了？“我計算，假如20歲以下都是受教育年齡段，20-60歲是工作年齡段，60歲以上是養老年齡段。如果總和生育率是2的話，理想結構是受教育年齡段1，勞動年齡段是2，養老段是1。依此計算，13億到14億中勞動力有7億多，即總人口的一半是勞動年齡段，就可持續發展了。”

關于轉型期人口發展戰略需要關注的第四個問題，羅富和認為：轉型期提高勞動生產率是需要高度重視的核心問題。

他把觀察到的一些情況向與會者分享——

發表在聯合國勞工組織網站上的一篇論文研究了全球150多個國家和經濟體從2000——2010年十年的勞動生產率變化情況，以當年美國勞動生產率作為百分之百，世界各國跟它對比。可以看到，2000年的時候，中國的勞動生產率相當于美國的8%左右；到2010年，經過10年的努力，中國達到了相當于18%；可是以2010年來算，金磚幾個國家里，中國只比印度略好一點，比不上俄羅斯、比不上墨西哥、比不上南非。發達國家中，連韓國的勞動生產率都接近于美國的百分之六七十的水平，這是需要引起我們高度重視的。

“轉型期抓什么為重點？生孩子還是提高人的勞動生產率？這個問題已經非常嚴峻地擺在我們面前。我個人的認識，留給我們的同樣是窗口期。這個調整的窗口期，在我的眼里只有5年到10年。如果我們不能完成這個轉變，不能完成人口大國向人口資源強國的轉變、從人的數量多到提高人的勞動生產率這個轉變，就沒辦法支撐整個經濟的轉型期。這方面如果做好了，是對整個國家的最大支撐。”羅富和表示。

他又列舉，最近中國統計局公開發表了一個說法，即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只相當于美國的7.4%。2000年中國相當于美國的8%，2010年相當于美國的18%，到2015年，我們僅相當于美國的7.4%。“一不小心又回到了原來的狀態，到底是怎么回事？這是需要引起我們高度重視，要認真分析的一個問題。”羅富和表示，我們自己覺得在進步，可是美國的進步比我們大。美國的自動化程度在不斷提高，而且它的資源、原材料在下降，美國的勞動力成本在下降。而我們的勞動力成本卻在提高，勞動生產率相對美國人而言反而低了。

“低素質的勞動力數量增加無法解決我們國家的人口老齡化問題。所以，核心問題是提高勞動者素質，提高勞動生產率。要重視我們的制造業，包括現在講的‘制造業2025’等計劃的實施。”羅富和說。

在對人口發展理論，人口發展與資源、環境相適應，人口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轉型期勞動生產率是需要高度重視的核心問題等進行深入淺出的剖析后，羅富和強調：建設人力資源強國是我國的人口發展戰略。建議應在完善獎勵型的政策導向，堅持計劃生育國策；提高勞動者素質，提高勞動生產率，做實制造業；科學發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多學科、官產學研結合，加強人口發展理論的科學研究等方面加強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