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進一步亂局也被搬上日程。可以預見到，在未來幾年內，由在荷蘭、奧地利、甚至是法國所爆發的民粹運動將激發一場歐元區的崩解。意大利也已提出公投請愿，決定他們是否保留歐元作為其國家貨幣。全球范圍內的政治、社會和經濟亂局與動蕩已經拉開不可預見的紅色級別警報。

但是，伴隨著對周遭亂象的視而不見，藝術市場保持前進。在抓頭條、把握狠角色的藝術品中，諸如莫奈，德庫寧，蒙克和里希特——里希特對市場保持著公開的鄙夷。他一定對自己有這樣多作品被出售感到激憤——藝術市場每日銷售的作品在一味討好權貴們的同時，被市場所證明的藝術家也在減少。一種集體性的恐懼因而轉向。這其中最令人驚訝的是，富藝斯拍賣行（Phillips）此前發布了一大堆消息并且得到了他們應得的榮譽，因為，在他們嘗試（和摸索）了那么久之后，他們成功地使自己的生意繁榮起來；他們從佳士得與蘇富比挖走優秀人才的舉措得到了回報（他們給了我一份列有15個新流動者的名單）。

促進藝術市場的整體廣度擴展的因素中有一點便是，要有在技術支持下更好的市場透明度。在過去的貿易中，藝術常常在圖像復制品與拍賣會間流通——現在，你則可以在手機上在線觀看銷售，而網絡上漫天飛散的圖片更如空氣中的散播一般。這個由技術定義的時代已經變革了藝術買賣的實質。而一種令人恐慌的后坐力也隨之潛藏腳下。曾有一畫商試圖賣給我一幅馬克·布萊德福特（Mark Bradford）的畫，但條件是我們約定在一個餐廳見面，從她的手提電腦上看圖。她拒絕將圖片傳給我（以任何形式）。所以，一切就畫上了句點。

在美國大選的過程中，一些人認為在臉書和其他媒體平臺廣為流傳的，教皇般親民（和支持）特朗普的虛假照片影響與反應了選舉結果——這由此被稱為事后真理時代。這一現象也被拿來與藝術市場交易的誠實性進行類比。但是，上周，我見證了一些與此對立的新高潮。一位收藏家請求我代他出售一幅馬克·格羅蒂揚（Mark Grotjahn）的畫，以完成1013條例交易（一種根據“國家稅務法“進行的交易）。賣掉這張畫可以讓這位藏家推遲支付他在相對低谷的2010年所購作品需付的資本利得稅。面對于格羅蒂揚的價格瘋漲（超乎常理的？），該藏家表示他希望將金錢投入在更穩固的一些東西上，比如德庫寧的作品。

在1013條例交易與資本利得這一命題上，我打賭許多藝術玩家都會更喜歡特朗普，原因便在于特朗普更討喜的稅法立場動議；那些所謂可悲的人為特朗普的勝利而高興的程度才比不上這些處于高稅支的藝術藏家，盡管藏家們永遠也不會承認這一點。

圍繞對格羅蒂揚超乎尋常的信念這一點我想揭露一些舊事：我曾為一幅40 x 50英寸的格羅蒂揚畫估值500萬至600萬美元。然后將那幅畫給一位朋友介紹的想買畫的客戶看。然而，就在此畫的藏家哼哼哈哈地告訴我他沒有找到合適的地方交易時，我卻發現這幅畫被掛在了佳士得的私人洽購的銷售室里！而當我正面質問該藏家，并把我所見到的景象發圖給他時，他只是平淡地說，那不是他的畫。藏家發給我一張經過滑稽Photoshop的，我之前在他公寓看到的那幅畫的合成圖。但是，其實這位藏家已經在此前發給我的郵件中發過一個包含原作的jpeg文件啦。事實上，當時這位藏家利用了我來衡量市場行情——現今常用的一種手法——然后，他一轉身就把畫賣掉（賣給了Mugrabis家族，據傳言），而且立馬就高高興興賣出了950萬美金的二級市場價格。

我最開始住進了神圣的卡萊爾酒店（Carlye Hotel）， 里面充斥著好的、壞的、和介于兩者之間的畫商；如果你在那待上一個禮拜（排除你行將破產的情況），等電梯就將耗去你好幾天時間。當電梯終于到了的時候，你會發現，蘇富比亞洲部主席黃林詩韻（Patti Wong）居然也在那兒。在幾天前的一個上海晚宴上，我剛見過她。如果你不去不懈地追逐藝術市場，輸家的就會是你。

我也在酒店里偶然撞見了Richard Nagy，于是，我們重啟了之前討論過，但后來休眠了的，關于埃貢·席勒（Egon Schiele）的一樁生意。同時，我聽說另一位私人畫商正在大廳游蕩，希求能完成和我做的同樣的事（努力賣畫）。除了蝸牛般的電梯服務，我的房間還能看見像完美鑲框般的高古軒畫廊的景致。兩天后，我換了酒店。

佳士得與蘇富比，最終捆綁聯結

經過佳士得對蘇富比多年以來的“錘擊“（不好意思，我用雙關啦），這兩家拍賣行在當代晚間拍賣中以幾乎相同的成績齊頭并進著。富藝斯拍賣行是目前唯一保持著強勁年度增長的公司，盡管它缺乏獨特的、全面固定的作品出售；另外，雖然還談不上擠入兩大巨頭的腳跟之間，這家拍賣行已經做到能讓自己對市場有所感知。市場之中總有盲目的人存在，就像在中央公園里拉車的一匹馬，只看得到（或者說評估得了）整體藝術大局中有限的一塊。這些例子被廣泛地報導，但我還是想舉些花絮充實一下。

關于出售18幅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的新聞報道在上周可謂連續不斷，那場銷售可以說得上是毫無缺憾的。但是我覺得更有意思的是（以下被記錄在artnet價格數據庫）從現在到12月5日，將有額外的56件里希特的作品進入國際銷售區。

埃里克·克萊普頓（Eric Clapton）曾在2001年以340萬美金購入3幅里希特的作品，并將其中兩幅畫在2012年和2013年以5520萬美金售出。這組作品中的最后一幅在佳士得拍出了2200萬美金的高價，使得三件作品的總成交額超過了7900萬美金。夾雜著數不盡的槍支和手表，克萊普頓已經拍賣出售了許多藏品，他也許可以擱下他的吉他退休了?？巳R普頓是個有悟性的賣家，而且他已與Nahmad家族形成了售賣技巧上的聯盟。

這里有一樁關于卡迪·諾蘭德（Cady Noland）與她的藝術的有趣案例。在佳士得的一場晚場拍賣中有一幅名為《因循守舊恐懼》（Beltway Terror） （1993-94） 的諾蘭德作品出售，該作品由一個儲物架與示眾臺組成，估值在80萬到120萬美金（她的成交記錄一般在1000萬美金左右）。這位脾氣古怪的藝術家因為常常為自己的作品爭辯而備受爭議。如果她不滿于她作品的展陳和/或發行的背景，她就會訴諸法庭以捍衛自己的立場，無論她的立場是多么的錯誤。以下直接貼在她雕塑旁邊墻上的免責聲明就是導致她這件作品在拍賣前被撤離的全部原因：

來自藝術家的聲明

在這個快速貿易藝術網絡的環境下，對卡迪·諾蘭德而言，她不可能就所有針對署名她作品所做的議論表示認同或反駁。她對任何關于其某件作品的出處或其作品出版照片的公開聲明的沉默都并不意味著她與這些被提出的主張意見一致。諾蘭德女士至今還未被詢問過，她也沒有授權過任何有關其作品的圖像，或是證實這些圖像的準確性與真實性。

盡管諾蘭德的聲明并不徹底明晰，但是重要的是她既沒有認證那件作品，也沒有對其給予祝福；又或者是佳士得太害怕去問她。也許諾蘭德應該被拷在支柱上，因為她沒有必要去干擾商業動作?；蛘?，她至少可以轉移下她的關注點好讓拍賣行能繼續銷售藝術品。

在佳士得的當日銷售中，一件于2014年剛剛買入的，估值在8萬到12萬美金的哈羅德·安卡特（Harold Ancart）的作品（傳聞這是由Michael Ovitz提供的）被賣到了驚人的75.5萬美金；而他之前的成交記錄都只有羞答答的10萬美金。在拍賣槌落下之前，曾有三幅安卡特的作品發到我手機上，希望能進行出售。誰說投機翻身的事兒已經翻篇了呢？

富藝斯拍賣行繞著蓋頓、格羅蒂揚和曾被劃裂的利希滕斯坦大賺一圈

富藝斯的晚間拍賣更像是一場下午場表演。它在11月16日的下午5點舉行，就是為了避開佳士得在當天晚些時候的印象派與現代藝術拍賣。Baer Faxt的Josh Baer在富藝斯這場拍賣開拍之前發了一條提醒以保證一些競拍者的出席，好讓他能寫出些文章。也許富藝斯為此向他支付了報酬（菲利普斯一向是Baer通訊文中的廣告客戶）。愛麗絲·沃爾頓（Alice Walton）還直接在預展中買下了富藝斯展覽中的一幅克利福德·斯蒂爾（Clyfford Still）作品，那件估值1200萬至1800萬美金的藝術品最終以1369萬美金成交。一位專家夸贊富藝斯，它正開始“吃掉蘇富比與佳士得的市場份額“。這位專家的判斷在接下來幾年里也許所言不差，但是目前情況還尚未如此。

羅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在奧地利展覽時曾遭到12英寸劃痕破壞的巨幅裸女圖被未公開估值為2000萬至3000萬美金，最后以2153萬美金成交；同一位富藝斯的專家還夸耀道，高古軒畫廊的一幅情況類似的作品還擺在他們的紐約畫廊中以4000萬美金等待出售。那幅畫的整修在正面尋不著痕跡，但據說，其背面看起來則像弗蘭肯斯坦。也許他們不應該去修復那幅畫，因為看起來像盧齊歐·封塔納（Lucio Fontana）的裂痕藝術將使其更值錢——我剛剛就以2300萬美金得到了一個類似尺幅的封塔納的畫。

韋德·蓋頓（Wade Guyton）是兩場在紐約展覽的主題人物，這兩場展覽聚集很多關注度，同時效果復雜。這其中包括有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 克里斯托弗?伍爾（Christopher Wool）， 和韋德·蓋頓（Wade Guyton）作品在內的，于Nahmad當代中心舉行的極其優雅的展覽和在Petzel的上城空間舉行的單人展。在紐約這座城市中的所有展覽中，Petzel的展覽或許是唯一被認為涉足政治這片水域的藝術展（這一點將很快改變），但像違約欠債一般──這場展覽陳列了一些陳腐、老套的《紐約時報》封面的屏幕截圖。它們是用電腦打印在待發的油畫帆布上的──每幅售價42.5萬美金。懶惰的藝術。蓋頓巨大的藍色標志性X帆布估值在120萬至150萬美金，最終被追捧到了190萬美金。然而，他的一幅令人垂涎的、印有火焰與U字母的作品成交記錄則是近600萬美金。我的一位朋友，他在退出賣場前，巧妙處理那些出價更高的競拍品的樣子就像個名副其實的芭蕾舞者。他是位追求低于競拍價買入藏品型藏家。盡管他經常在拍賣會上競拍，但他明白何時不要去買拍、去買。

一幅馬克·格羅蒂揚2016年的紙本作品，估值在60萬到80萬美金之間，最終以145萬美金成交。伴隨著這樣的形勢發展，很快拍賣行就可能開始營銷尚未創造出來的作品。

盡管我經常阻止自己參與公眾拍賣，但我其實曾以15萬美金購入過一張西格瑪爾·波爾克（Sigmar Polke）估值在3.5萬至4.5萬美金的1975年的彩繪相片。這次追高其實沒有聽起來的那么瘋狂，因為我有來自這個系列，以同一等級的賣場中標而購得的另一件藏品。

當成功的買家離開拍賣場時，經常能聽到他們說：“我很興奮能以這樣的價格水準拿下這幅作品。我是準備好了追到高得多的價的?！拔乙苍悄菢印：苄疫\的，在售賣開始前，我撞見了Leo Koenig，他在西格瑪爾·波爾克藝術的市場中表現活躍。他提出，我們可以一起買一幅作品。而當我表示我想直接擁有那幅作品時，他很友好而紳士地退出了競拍。這一切只花費了我一頓飯的代價。

菲利普斯的首場香港銷售就在下周，11月27日。正如佳士得也在籌備其即將在香港舉行的銷售展，對亞洲市場新的嚴肅對待態度與重視已經明晰。

歡迎加入蘇富比俱樂部

伴隨著嘈雜的音樂與燈光效果，蘇富比開啟了它的晚間銷售。這種賣場就像一個處于夜店與維珍機場休息室之間的交叉點。在這次拍賣開始之前，我了解到一位畫商因為在其之前的購買中拖欠了債務而被列入“不得競拍“的名單。這使我想起一則英國電臺播放的Amigo借貸廣告和其朗朗上口的廣告詩：“Amigo值得擁有。去找一個保證人，那正是朋友們該做的事。你可不希望自己瀕臨破產，你可不希望自己沒能力償還借貸……”我們畢竟總是以最好的意圖出發……除此之外。為什么拍賣圖錄上炫目的色彩一般都和它聲稱自己代表的藝術完全不搭調呢？就像那散播著卡戴珊形象的雜志一樣。

讓-米歇爾·巴斯奎亞（Jean-Michel Basquiat）的《兄弟的香腸》（Brother‘s Sausage）（1983）估值在1500萬至2000萬美金之間，最終被Jose Mugrabi以1865萬美金買下。Mugrabi是Peter Brant所擁有的這幅作品的擔保人。Mugrabi說，他多年以來一直“覬覦“著這幅畫，可能是在他與Peter對坐，共進晚餐時產生的想法吧。這就是典型的藝術交易里的盤根錯節，藝術世界就像石頭底下錯綜交纏的蠕蟲，盡管這個世界里有很多打扮時髦的成功人士。

魯道夫·斯丁格爾（Rudolf Stingel）的成交價曾在去年的數天內兩次達到475.7萬美金（在佳士得與富藝斯）。另外，他的一件令人驚異的置于畫布上的黃金印刻毯，估價在200萬到300萬美金，最終以稍高于400萬美金（Tad Smith總裁和蘇富比公司成員們，好樣的）的價格，被買下藍色蓋頓作品的同一人以低于競拍價的價格買走。這是那一整周拍賣中斯丁格爾的唯一一幅作品。盡管，我不斷聽到一些抱怨，人們指責斯丁格爾總是在高古軒畫廊的要求下過量創作作品——那位藝術家在公園街上就有七八家由畫廊經營的小店面，其中一家店中的畫還是依據卡萊爾酒店吧臺中的圖像而創作的。斯丁格爾是一個出色的藝術家。他作品的價格也同樣以穩定、健康的態勢逐年增長。所以，我很懷疑他會因為任何人的慫恿去做任何事。

上帝啊，我剛想出一個絕佳點子：在這種充滿不確定性的年代，我們正需要融合所有的力量在一起。蘇富比、佳士得（特別是它）、富藝斯應該聯合辦一場“過世大師們“的導覽展——“過去與現在的結合賣場”。

巨頭畫廊們與特朗普式連帶關系

像豪瑟沃斯、卓納、佩斯和高古軒這樣的畫廊巨頭，它們就像充斥著一些不露面的勤懇員工的百貨商店一樣，這些員工與它們的觀眾甚至是近在眼前的一些資源都完全沒有聯結。當我想在佩斯畫廊莊嚴的羅斯科作品展（我曾在那兒策劃過保羅·泰克 [Paul Thek] 的展）上要一篇新聞稿和一份清單時，坐那兒前臺的人竟問我是否想要尋找一個藝術經銷商。不，我就想要一個漢堡。

麥克·凱利（Mike Kelley）在69街豪瑟沃斯畫廊的《記憶器皿》（Memory Ware）展超乎尋常的精彩，絕對不容錯過（這個展一直持續到12月23日）。 這個展覽是一個百科全書，陳列了對各類跳蚤市場上小玩意兒的癡迷收集。其中一些單品，內涵之深沉甚至可能得讓你花上一輩子去破譯。盡管許多展品皆不出售，有一些的價格卻逼近了450萬美金；凱利的近期拍賣紀錄是一件來自這些系列中的作品，售價330萬美金（盡管是私下未公開的，這些系列的作品應該已被賣出了更多）。在這個循環里，還沒有這位藝術家的主要作品出售。所以，你當然就還不能指責他在其有生之年過量創作。

我站在《空氣動力的垂直與水平間轉換》（Aerodynamic Vertical to Horizontal Shift） （1999）面前，那是一件在展覽上擁有一個音頻組件的混合媒體作品。我一瞬間竟錯把作品里的聲音當成了來自街上的抗議聲。每個在這座城里的人都已達到了其臨界點。而這件作品里的聲音實際上是由飛機起落聲和空氣交通控制器的聲音組成的。但我也只能去想象凱利會就我們現今的政治困局做些什么啦。

另一個不容錯過的展覽也在豪瑟沃斯22街的畫廊舉辦（展期至1月14日），菲利普·加斯頓（Phillip Guston）的《在黑暗中的笑聲，來自1971年與1975年的畫作》（Laughter in the Dark， Drawingsfrom 1971 & 1975“）。這些作品與另一位瘋狂的總統，理查德·尼克松相關。這幾個系列的畫作是以光速在短短數月完成的，并以其辛辣的幽默與卓越的技藝而令人肅然起敬—人們現在還教這些嗎？我認為是不會教了。我嫉妒加斯頓驚人的作品產量。喔！寥寥無幾的可供出售的畫作中，其價格從紙本的幾十萬美金到中等大小布本的450萬美金不等。

佳士得有一幅畢加索17歲時所畫的作品，估價在100萬到150萬美金，最后卻賣到了令人吃驚的300.75萬美金。在這樣的脈絡下，在應對特朗普連帶關系的行動中，位于紐約的另一個最佳展覽是由我的兩個孩子組織籌辦的（位于Bowery街263號，由Caio Twombly策展），他們分別19、20歲（他們在等待些什么呀），都就讀于紐約視覺藝術學院。

Adrian展示著一系列小幅畫作，這些作品都源自一個幫助患有寫作障礙癥（或者說懶惰癥）的學生，隨機生成頭幾行文字的網站； 這些圖片都是一些敘事性的小插圖，和給予它們靈感的網站一樣荒誕。Kai則選用了一些圓形畫布，畫布上層次豐富的抽象肌理上寫有一些幾乎不可辨的的文字。其中一個寫道：“我遺失了我的錢包，我遺失了我的手機，我遺失了我的心“——我懂他的感覺啊。此外，我的兩個孩子還在那個空間的地下室里重新放置了他們公寓中的所有東西，并加入了我和我的妻子Ilona Rich的藝術。我把他們教得多好啊。

Jerry Saltz把下面這幾句話發在了他的臉書和Instagram賬號上：“為什么這么多藝術博客發布的全是些拍賣報導，這些玩意兒都和我們，或是藝術的內在生活沒有一丁點關系呢？（Kenny Schachter除外，我愛他寫的東西，他是真正偉大的藝術瘋子）。“

盡管倍感榮幸，但是我卻完全不認同Saltz的觀點：從巖洞時期開始，買與賣就起步了；藝術與金錢就像蜜蜂與蜂蜜。阿爾布雷希特·丟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9），順便提一句，他的拍賣紀錄稍低于90萬美金。他當年旅行時，總于臂下夾著一個小背包，包里裝有他帶有交織字母的版畫。那些畫總像熱蛋糕一樣暢銷。而且那時也沒有企圖釣大魚的經銷商干預其中。丟勒還不止一次為維護其商標而走上法庭，簡直像理查德王子的反面。不過他倆的財商倒是一樣高。

安德魯·杰克遜（Andrew Jackson）在1829年3月4日舉辦的開放式就職派對（為了各黨派）激發了一場差點摧毀白宮的民眾暴動。那位經受過戰爭考驗的總統卻像個喝得酩酊大醉的大懦夫一樣逃離了現場，他還毀壞了家具、瓷器甚至更多東西。我們中的很多人不禁在想，在民粹主義總統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會變成什么樣子呢？恐懼的因素使紐約客們變得友好多了，于是在糟糕形勢下出現了一種意料之外的積極狀態，正如這周無比強勁的拍賣結果。但是，因為不想冒險，我剛買下了“英倫生活：新居民指南“。為以防萬一，我正邊思考著公民身份問題便研讀脫歐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