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在系列關注中小學教育文章中談到，中小學生課堂內的負擔在減輕，但負擔被轉移到了課堂之外，培訓班火熱得不行。家長給孩子報了很多個課外班，但卻仍然焦慮重重。

另外有媒體報道，為了報上培訓機構學而思的輔導班，“家長們早早定好鬧鐘，手機報名APP時刻打開，放名額的時候什么事也做不下去，緊張到全身汗毛豎立。好老師就像唐僧肉，有時搶兩年都搶不到。”“分數就是一切，孩子就像一個解題機器，只會按照老師的指令去找到答案。有的學生遇到新題型就蒙圈，坐在考場里從頭哭到尾。”

為什么中產對教育最焦慮？

房子和孩子是中產最要害的利益關切，也是構成中產階層身份認同的基礎，更是他們焦慮的重點。對孩子來說，教育無疑又是重中之重。中產對孩子教育的瘋狂與執念，有時候讓人覺得不可理喻，但是當你也置身其中時，同樣不能幸免。

《經濟學人》對中國中產階層的定義是年收入8萬到30萬人民幣之間的群體。如此一來，中國的中產階層群體高達2.25億，很多人感覺自己被“中產”了。忽略地區之間收入水平和生活成本的差異而單純以收入多寡來劃定誰是中產，顯然不科學。

如果暫且不用絕對收入值來定義中產階層，我們會看到中產階層群體的共同特點。一般受過良好的教育，對生活品質有更高的要求。他們通過自身努力才抵達了今天的階層地位，教育在改變他們命運中發生著重要的作用。他們對孩子未來有更多的期盼，也理所當然地把教育當作改變孩子命運的手段。

他們又一般只有一個孩子，這也就意味著機會只有一次，承受不了任何意外與失敗。在培養孩子上的問題上，有一種只許成功不能失敗的悲壯。也就不惜一切成本要把孩子培養好，希望他們能夠成為高素質、高技能的腦力勞動者，繼承他們的地位，并往更上一層流動。

與中產相比，上層的財富積累已經足夠多，對國內的教育不滿意，可以選擇用腳來投票，小學就留學，亦或他們可以不在乎孩子成績好不好，因為孩子命運的改變并不完全依賴于教育。

而對于底層來說，通過讀書這條路實現階層上升的道路越來越狹窄、艱難。不是不想通過教育改變命運，而是教育無法越來越無法改變命運。突出表現就是“寒門再難出貴子”。雖然近幾年，北大清華等名校農村生源比例有所回升，但根本原因恐怕不是農村學生在高考競爭中的實力突然增強了，而是因為高校面向貧困地區的專項招生計劃的實施，是由高考扶貧所帶來的。高考扶貧固然值得肯定，但是基礎教育階段教育資源的分布不均的現實沒有改變，“寒門難出貴子”并沒有改變。

另一方面，一個人未來發展并不僅取決于考上了什么樣的大學，還與家庭的積累有密切的關系，家長所掌握的經濟、社會、文化資源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可能比上大學更為重要。一個孩子的成功可能是一個家庭幾代的積累所促成的。而底層家庭在經濟、社會、文化等資源上的積累都無法與之相比，這就更加減少了子女其向上流動的可能。

為了讓孩子上更優質的學校，有人愿意一擲千金買一個帶學區的過道。不過，天價學區房畢竟不是所有家庭都能夠承受的。更多的中產家長只好讓孩子報各種課程班、興趣班，爭取讓孩子在各種競賽中拿到好成績，獲得優質學校的入學資格，上演一場場“拼娃大戰”。就算有一些家長一開始抱著讓孩子快樂成長的理念拒絕課程班、興趣班，但當他看到周圍的孩子都上了各種各樣的輔導班之后，也會失去定力。

中產到底在焦慮什么？

回顧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雖然教育還存不均衡、應試嚴重等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教育取得的發展也是有目共睹。為什么人們對教育的焦慮不是隨著教育的發展而減少，而是更深了？中產對教育的焦慮又僅僅是因為教育本身嗎？

必須承認，優質教育資源分配不均是事實，人們對教育有了更高的要求，而當下的教育還遠遠無法滿足這種要求。中產擔心自己的下一代墜落底層，所以只能不惜一切代價爭取讓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但他們面對的是卻是優質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堅硬現實。

但是，中產對教育的焦慮并不完全源于教育本身。

朋友在省城買了一套學區房，本以為孩子上學問題解決了，終于可以放心了。但當他發現小區鄰居很多都是郊縣的農民時，他又無法淡定了。此刻，他所擔憂的是孩子將來或許得跟農民的孩子一起上學。很難評判這種焦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與教育本身存在的問題沒有多大的關系。

再比如，毒跑道、毒校服事件頻發，家長為此戰戰兢兢，這雖然與學校有關，但本質上不是教育本身的問題，而是社會問題。

中產階層表面是為教育而焦慮，實際上可以說是在為階層固化焦慮。這與他們對房子的焦慮是一樣的。房子越來越充當著劃分階層的工具。今天再不買，明天可能就再也買不起了。我們擔憂自己，也擔心自己的孩子，上不了車，或者被極速奔馳的列車給甩下來。

但階層固化的問題上果真有這么嚴重嗎？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李強，是國內社會分層領域的專家，他認為，階層固化并沒有我們想象的嚴重。他的理由是從總人口的角度來看，處于社會底層的農民的子女繼續當農民的少了，底層的流動性更大一些。同時，他們對階層固化的問題也沒有那么在意和關注。

而城市的中產們，或正在成為城市中產的人們，對階層流動有著強烈的需求，對子女跌落底層有更深刻的恐懼。而現實卻是越往上流動越難，尤其是跨階層的流動越來越難。所以，中產階層對階層固化的焦慮最為深刻，并生動地體現在教育問題上。

在中國古代，教育其實發揮著重要的社會分層的功能，成為讀書人考取功名，也就進入了“士”階層，實現了階層的躍升。改革放開以來的很長時間里，教育在改變命運上發揮著巨大的作用，現在中產就有很多一部分是由社會底層通過教育實現階層躍升的。而當下社會高等教育大眾化、“二代”現象普遍，讓教育改變命運的能量越來越失去光芒。

底層看不到希望，索性就放棄了教育這條路。中產看到了希望，又近乎沒有其他的選擇，只好在教育這條路上苦苦掙扎。

要緩解中國中產的焦慮，改變教育本身的問題固然重要，比如實現基礎教育資源的均衡分配，剝離基礎教育階段教育過重的選拔功能。但這治標不治本，關鍵的是還是暢通社會階層流動的渠道，實現財富分配的公平與正義。可是，實現這一目標又是何其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