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員會發布消息，將開展垃圾“分類、分質、分時”收運試點，促進居民源頭分類，同時將探索進行垃圾“不分類、不收集”懲戒試點。但記者在采訪中發現，不知道如何分類，成為困擾諸多小區居民的難題。

未來學家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曾如此預言：“繼農業革命、工業革命、計算機革命之后，影響人類生存發展的又一次浪潮，將是世紀之交時要出現的垃圾革命。”世紀之交，北京、上海等8個城市成為全國第一批垃圾分類處理試點城市，16年過去，大多數試點結果卻難如人意?？傮w而言，垃圾分類有倡議、缺標準，有試點、少管理，進展遲緩。

一直以來，很多地方將垃圾分類簡單等同于設置一個寫著“可回收”“不可回收”的垃圾桶，前不見分類者，后不見分類處理者，唯垃圾桶最迷茫。問題不在一處，而在全流程。何為可回收物？何為不可回收物？一旦標準模糊，公眾便會手足無措。何況，還有些垃圾桶更是假把式，外面明明區分“可回收物”“不可回收物”，里面卻“心心相印”、連在一起；一些高檔小區盡管設置了智能垃圾箱，但不是容量不夠，就是清運不及時，變得中看不中用。更荒唐的是，在有的地方，分好類的垃圾一上車又混同了，前端垃圾分類，末端一勺亂燴，誰又愿意費時費力多此一舉？

社會文明的遞進，總是生活習慣、社會意識、市政管理集體映射的結果。就垃圾分類回收而言，主管部門除了口頭引導，更要制定清晰標準、完善服務管理。有時候，一張寫清楚垃圾類別、回收方式的便民貼，勝過一個高檔垃圾箱。日本、德國的垃圾分類受人稱贊，離不開詳細的垃圾分類標準、針對不同垃圾確定的收集日制度，源自清晰注明垃圾類別的包裝，更得益于從幼兒園起就要學習垃圾分類的“開學第一課”。而在日本，類似居委會的“町內會”有一項重要的職責，就是對居民生活習慣進行監督。

垃圾分類不只是物理拆揀，更指向生產生活觀念的變遷。通過分類讓垃圾減量，就是為城市減負。當然，垃圾分類需要進行到何種程度，不能脫離社會發展階段，也關系社會運行成本，分類責任如何界定，既要考慮歷史因素，也要顧及管理難度。

長期以來，游商、拾荒者這些“散兵游勇”充當了低成本的垃圾分揀者，如何將這些市場力量組織起來，實現社區垃圾分類的轉型升級？前段時間，在“城市生活垃圾分類減量一體化解決方案”專家論證會上，垃圾分類的廣州“西村模式”受到肯定。前端是每家每戶配備的兩只分類垃圾桶，背后跟著街道垃圾分類促進中心、全面分類回收的專業企業以及垃圾管理數據庫。政府不再完全包攬，分類力量下沉，專業企業有利可得，居民也能將廚余垃圾換花泥，政府、管理公司、居民三方在公益與利益中實現了較為良性的互動。

今天的中國已是當之無愧的生產大國，但生產、消費、分解缺一不可。在今天的語境下，如何分解消化我們的生產、消費之物，或許比化解過剩產能更為棘手。都說垃圾只是放錯了地方的資源，但難就難在將其順利歸位。實現“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的“推進生產和生活系統循環鏈接”“健全再生資源回收利用網絡，加強生活垃圾分類回收與再生資源回收的銜接”，非一方力量能及。只有激發社會力量，實現多方聯動，才能摸索出適合我國國情、成本可控、成果可見的垃圾分類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