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第一屆全國美術展覽，自1923年開始提議，到1929年4月10日才在上海舉辦，前后籌備歷時六年之久，為美術展覽史上罕見。原因主要是：大規模、綜合性的全國美術作品展覽，在中國美術史上未舉辦過，缺乏經驗，需要有一個論證，如何規劃和操作，以及解決經費、組織工作班子、征集評審作品、展覽設備、場地、設計布置、宣傳出版刊物等一系列問題。

就筆者掌握的史料，民國時期第一屆全國美展的籌備經過大致如下：

1923年2月20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校長劉海粟，在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撰文《為什么要開美術展覽會》說，當時社會極其混濁及黑暗，人的思想趣味亦很卑下，為挽救人們的墮落，美術正可撫慰人心，讓他們到美術展覽會里去享受美的感受，完成“美就是人生”的愿景。為此他倡議應舉辦全國性的美術展覽會。然而，這樣的文化大動作，因為在中國文化史上從未有過，無論對政府官方而言，對美術界而言，都毫無準備和頭緒，所以，倡議提出后，幾無反響。直到1925年8月，才正式提上議事日程。

1925年8月18日上海《申報》記載，由官方批準成立的民間學術團體“中華教育改進社”舉行年會美育組第一次會議，經過論證，正式通過舉辦全國美術展覽會案，并組成由蔡元培、劉海粟、汪亞塵、李毅士、滕固、王悅之、王濟遠、俞寄凡、錢稻孫等十七人組成的籌備委員會。同年9月20日，上海《時事新報》報道，由滕固、王濟遠、俞寄凡等起草的《中華教育改進社籌辦中華民國第一屆美術展覽會章程》共九章二十四條正式發表。然而，中華教育改進社畢竟不是政府官方機構，熱誠為國效勞的本意雖好，卻無力承擔實施舉辦全國美展。為此，劉海粟一再呼吁強調，舉辦全國美展系國家大事，必須由政府來操辦才能完成。

1927年4月，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了大學院(后改名教育部)，6月任命蔡元培為大學院院長(即教育部長)。他主持的大學院成立了藝術教育委員會，專事國家藝術教育事項，自然將舉辦第一屆全國美展納入工作范圍。1927年11月27日和1928年6月3日先后兩次由蔡元培在上海召開大學院藝術教育委員會會議，決議由國家來舉辦第一屆全國美展，并成立了作品征集組。就此，第一屆全國美展正式步入操作進程。當時初定舉辦全國美展地址為首都所在地南京，因為此前曾在南京舉辦過博覽會性質的“南洋勸業會”展覽。因為上海的大型現成建筑物多，于是決定在上海尋覓現成大型建筑物作為第一屆全國美展場地。

初步調查后，定在上海交通大學和中法工業專門學校，此兩校均有較寬廣的建筑物。此時，大學院改名教育部，任命蔣夢麟為部長，由教育部出面舉辦第一屆全國美展。同時，國民政府在上海設立中央研究院，蔡元培出任院長，并繼續參與全國美展決策工作。經蔣夢麟、蔡元培、楊杏佛等再三考察后，發現上海南市陸家浜普安橋南同仁輔元堂義家地(今普育西路)的新普育堂，此前曾舉辦過大型國貨展覽會，場地寬廣，很適宜舉辦大型綜合性美術展覽，于是決定第一屆全國美展在此展出。

第一屆全國美展的展覽場地落實后，決策者們心里踏實了，于是成立了第一屆全國美展的最高領導機構“全國美術展覽會總務委員會”，任命名譽會長蔡元培，名譽副會長楊杏佛。會長蔣夢麟，副會長馬敘倫、吳震春。總干事陳石珍。委員何香凝、王一亭、褚民誼、于右任、蔡周駿、徐悲鴻、李毅士、林風眠、劉海粟、江小鶼、吳湖帆、范文照、徐志摩、錢瘦鐵、林文錚、朱應鵬、丁衍鏞、張聿光。名譽評判員蔣中正、譚延闿、胡漢民、王寵惠、戴傳賢、蔡元培、馮玉祥。名譽顧問熊式輝、史量才、汪伯奇。總務委員會下設：總務組由陳石珍兼，征集組由李毅士負責，陳列組由江小鶼負責，會場組由林風眠負責，編輯組由徐志摩負責，全方位加緊展開工作。首先邀請畫家陳之佛、張光宇、葉淺予設計第一屆全國美展大門口的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牌樓。

經過一系列有序的籌備工作之后，中華民國第一屆全國美術展于1929年4月10日，在上海新普育堂隆重開幕。主持開幕式的主席馬敘倫致詞：美術是一種文化的表現，有文化而沒有美術，便不成其文化。人類不是能脫離美術的，可以說美術隨人類生命以俱。以前教育部有規定，教育以導養人美術與興趣為宗旨。出席開幕式者千余人。展品分書畫、金石、西畫、雕塑、建筑設計、工藝美術、攝影等共七部分展品2266件。展品主要陳列在新普育堂的二樓和三樓。“書畫部”作品最多，分九個展廳展出。“西畫部”分四個展廳。另有“參考部”則陳列宋代許道寧、郭熙、米芾等人的作品二十余幅，明代沈石田等人的作品二十余幅，清代八大山人、石濤等人的作品二十余幅。展期一個月，中外人士參觀者近十萬人。

第一屆全國美展開幕當天，展覽會專刊《美展》三日刊創刊，首席主編徐志摩，另有主編陳小蝶、楊清磬、李祖韓。

《美展》三日刊第一期，徐志摩撰有發刊詞《美展弁言》刊于頭版頭條。在各期《美展》三日刊上，除報道有關美展的活動外，發表有不少論文。特別是第五期，刊發徐悲鴻論文《惑》、徐志摩論文《我也惑》(因文章長，又在《美展》第六期連載)，就如何評價西方現代美術流派、如何吸收西方現代美術來發展中國的新美術，展開了熱烈的論爭。

徐悲鴻在《惑》中認為，西方后期印象派、野獸派等是使人無法容忍的東西，因而斥之為“無恥之作”，把作品比之為“鄉下人的茅廁”那樣令人惡心。徐志摩在《我也“惑”》中，反駁徐悲鴻對塞尚和馬蒂斯的否定言詞。文中以英國藝評家羅斯金當年指責僑居英國的美國畫家惠勒斯的事件為例，說徐悲鴻的看法也是一種不為歷史認可的“偏見”，因為羅斯金曾以“俗物、無恥、紈绔”等語言否定惠勒斯的繪畫創作，以致后來釀成一場轟動倫敦的筆墨官司。

上述“二徐之爭”，是中國現代美術史上第一次有影響的，關于如何評價西方現代美術流派、實際上是關于現實主義繪畫和現代派繪畫的論爭。“二徐之爭”又吸引了留學英國，時任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教務長兼教授的李毅士撰文《我不“惑”》，刊于《美展》三日刊第八期，參加論爭。李毅士既不贊同徐悲鴻對西方現代美術流派的簡單否定，承認塞尚、馬蒂斯的藝術表現是一種“十二分誠實的天性流露”，又以社會效果為衡量藝術價值的尺度，不主張讓西方這種現代派畫風在中國廣泛流行。他主張要到將“歐洲數百年來藝術的根基多少融化了，再把那觸目的作風，如塞尚、馬蒂斯一類作品，輸入中國來”。

隨著第一屆全國美展閉幕，《美展》三日刊停刊，雖然出了一期增刊，但徐志摩覺得意猶未盡，于是以他為首，繼續保持《美展》三日刊的原有主編班子，在1929年7月1日，宣告成立“上海美周社”，創刊學術性美術周刊《美周》。出版第一期《美周》后，接著7月8日出第二期《美周》。

據陸小曼回憶，當時徐志摩為了編《美展》和《美周》兩份刊物，常為閱稿編稿弄到深更半夜，乃至通宵達旦。可見，作為詩人的徐志摩，是美術界的摯友，為美術界出了力。

(作者系美術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