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網北京10月24日電（記者 呂巍）民進中央特殊教育專題研討會已經進行到尾聲。全國人大代表、民進會員、山東省夏津縣精華聾兒語訓希望學校校長袁敬華作為最后一個發言者接過了話筒。

“1992年，我16歲。從家里的一間廂房，村里的兩個聾啞孩子做起，我已經堅持做了24年的特教。近幾年，我開始探索‘醫教結合’，我想為特殊兒童提供更科學有效的教育方式，但一路上困難實在是太多了……”

袁敬華的開場白吸引了在座所有人的注意力。

袁敬華說，她決心開辦康復醫院，源于縣里兩個已經18歲，卻從未離開過炕頭的腦癱姐妹。“家里條件差，沒有錢送他們去醫院治療，每天只能待在炕上，父母去地里干活了就把他們拴住，我了解到情況后心里很難過。”

袁敬華開始跑醫院的手續，原本只想開辦一個針對本校孩子的康復醫院，但到相關部門打聽后，被告知要想開辦醫院，必須辦全科醫院，要有婦產科、內科、外科等，否則審批手續過不了。袁敬華沒有辦法，只好朝著全科醫院的方向使勁，各種手續跑了一年多，配備了900多萬元的醫療器械，康復醫院終于在2013年5月開業了。“原來，縣里的自閉癥、腦癱患兒的入學率幾乎為零，自從有了康復醫院，100多個孩子的家長看到了希望。”

三年的實踐讓袁敬華認定，醫教結合對于特殊需要兒童的康復和成長發展意義非凡，應成為特殊教育學校的首選模式。“這一模式的優勢在于整合醫療和教育兩方面的資源，提供持續性的醫療康復和義務教育服務，能夠很好滿足殘疾兒童的特殊需求，是一種創新型的特教辦學模式。只是，實施過程中遇到的現實問題太多了。”

袁敬華所說的問題首先來自“醫教結合”業務主管部門的交叉重疊，責任邊界不夠明晰。按照我國現行部門行政管理體制，殘疾人的社會保障業務涉及的主管部門是民政和殘聯，醫療保障業務涉及的主管部門除了衛計委還有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而從學校教育管理上，各級教育行政管理部門才是特教學校真正的主管部門。“交叉重疊的部門管理直接導致‘醫教結合’處于‘多頭管理’又缺乏系統管理與指導的局面，極易出現利益紛爭、責任推諉，有礙‘醫教結合’的健康發展。”

袁敬華舉了一個例子。“之前，特教學校的腦癱患兒在康復醫院的治療費用是全款報銷的，但變換了業務歸口部門之后，規定腦癱患兒每年只能報銷三個月的費用，每月1000多元錢，其余九個月費用自付，這就導致很多家庭只能選擇三個月后輟學，第二年再來上學，康復計劃無法實施。好多腦癱孩子本來經過康復都可以自己走幾步了，第二年再來又癱瘓在床，讓人十分痛心。”

還有實施醫教結合的專業人員缺乏的問題。袁敬華認為，“醫教結合”不是單純的“醫”和“教”想加的拼盤式結合，也不是醫療人員加教學人員就行的，實際操作過程中，醫中融入“教”的成分，教中融入“醫”的成分才是一種更常見的教育教學方式。因此，實施“醫教結合”對特殊需求孩子進行綜合教育與康復需要大量的復合型人才。

“我們學校有一批大學生志愿者，在自閉癥孩子中開設了藝術療法的課程。在繪畫課上，一個老師發現有一個7歲的女孩子，連續一周畫的都是同一幅畫：一個洋娃娃和一個妹妹。這位老師覺得奇怪就到孩子的家里去了解情況，原來孩子的父母離婚，媽媽帶著妹妹走了，這個孩子每天只有一個洋娃娃陪伴。于是這位老師就設法聯系上了孩子的媽媽，讓她帶著妹妹回來看孩子，沒想到這位母親卻拒絕了。”

袁敬華說，孩子母親認為孩子判給了爸爸，因此她沒有義務再去管她了。老師沒有放棄，連續幾天給孩子媽媽打電話溝通講道理，媽媽終于帶著妹妹回來了。女孩很高興，抱著媽媽和妹妹親了很久，后來開始變得愿意和老師交流，性格也開朗多了。“用這個藝術療法，我們學校的180多個自閉孩子中已經有30多個進入了普通幼兒園學習，這就是人才的力量，但是現行的特教教師待遇、職稱評定和社會評價等都嚴重阻礙了優秀人才進入特教行業。”

比如，15%的特教津貼已經失去了鼓勵性質，特教教師職稱普遍與普通學校同步、同標準進行，在名額受限的情況下特教老師始終處于劣勢。還有，國家實施的免費師范生教育政策只針對普通學校教師師范專業實施，而在這些師范院校內根本沒有特殊教育專業……

“強烈建議打破條塊分割，理順‘醫教結合’管理機制，建立‘醫教結合’工作制度，并制定相應規范，同時嚴格監管服務過程，提高‘醫教結合’服務質量。對于特殊教育教師隊伍建設問題，國家也應做好頂層設計，特教特辦，千萬別讓特教事業礙大于愛！”袁敬華大聲疾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