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香港蘇富比在2016年的總成交額與2015年相比幾乎無異，對于此，蘇富比亞洲區行政總裁程壽康表示：“我喜見香港蘇富比2016年春秋兩拍的總成交額能與2015年看齊。縱使全球個別藝術板塊市場不明朗，但亞洲仍表現出其過人抗御力。藏家對拍品選擇審慎，惟質精量罕的藝術品仍需求甚殷，致使締造拍賣佳績。”

與之相對應的保利香港2016秋季拍賣卻成為了“別人家的孩子”，11億港元的成交額也創造了保利香港歷年來秋季拍賣的新高。

數據的背后是一份份充滿殘酷和血腥的名單，有喜也有憂歷來是市場競爭后的必然結果。在比重越來越小的現當代藝術部分，這一結果更為甚之，尤其是近些年越來越不被看好的中國當代藝術，在這其中的處境更顯尷尬。與此同時，“冷靜、理性、正常、人氣不足”等詞匯亦成為許多業界人士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的看法。另外，大陸藏家也并不是很多。

本季香港蘇富比共設置了5個現當代藝術的專場拍賣，分別是現當代亞洲當代藝術夜場（重頭戲）、現代及當代東南亞藝術、當代亞洲藝術、現代亞洲藝術和#TTTOP專場，總成交8億余港元，占總成交額的37%；保利香港則仍舊只有中國及亞洲現當代藝術一個專場，該專場最終取得了3億余港元的成績，占總成交額的27%。

一個近乎4成，一個近乎3成的占比似乎對于當前市場狀態下的現當代藝術而言，這仍舊是份不錯的成績，但如果仔細分析之后，卻不難發現其中潛藏的一些問題。第一，今年香港蘇富比史無前例的將拍品數量擴充至4000件的大關（之前的最高數據為3918件，2015年秋拍），這種走量的方式顯然跟目前市場所推崇的“輕量重質”的核心理念相左，而這種策略變化所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你會在香港蘇富比的某一個專場拍賣的成交榜單上，發現有那么幾件非常詭異的成交作品，他們的成交價格要遠遠低于估價區間的最低成交價，甚至出現一些低于估價10倍成交的作品，這是為什么呢？而這樣的價格又是怎么成交的呢？答案就是拍賣師在出于無奈的情況下，臨時改變了這件拍品的拍賣規則，以降價銷售的方式（業界稱之為荷蘭式拍賣）進行拍賣，以此來將作品拍出。這也就是為什么你會在堂堂香港蘇富比的拍賣會上，看到成交價僅有千余港元的拍品。

臨時變更拍賣規則也算是今年秋拍現當代藝術部分的一處亮點了。此外，在正常拍賣狀況下所完成的成交狀況是否會比較令人感到樂觀呢？香港蘇富比和保利香港用事實告訴你們，并沒有。

在香港蘇富比的5場現當代藝術的拍賣名單中，可以不難看出拍賣公司在應對市場不利局面時所做出的調整：近今年，日韓即東南亞現當代藝術的火熱有目共睹，這也跟香港蘇富比這些年來的持續推動分不開，在今年的秋拍中，日韓及東南亞藝術家的拍品占據的比重達到了令人震驚的地步（東南亞因其專場拍賣存在不多做表述），如果不是今年香港蘇富比加大了有著臺灣背景的藝術家的拍品數量，相信中國現當代藝術部分將變得更為弱勢。從最終的成交額上，帶有明顯價格標簽的拍品相對表現正常，千萬級變動不大，但在成交的中段，日韓藝術家的表現明顯更為出色和平穩。

或許正是這種拍品的分化，使得在過去幾年搶盡風頭的中國藏家在香港蘇富比的拍場上沉寂了不少，為數不多的到場者所表現出的購買欲也并不強烈，顯然藏家對于拍賣公司的征集策略存在一定的異議。

此外，今年香港蘇富比在拍品征集上所出現的問題還不止于此。在上拍數量明顯增多的今秋，蘇富比的幾個現當代藝術專場，滿眼望去盡是趙無極、朱德群、常玉等人的一些分量并不太足的小拍品，不免給人一種征集乏力，臨時拼湊的感覺。試問，這種拍品多了，怎能引起藏家的競買興趣。

與香港蘇富比主打日韓及臺灣藝術家的策略不同，保利香港在現當代部分的拍品征集上仍舊顯得偏重中國當代藝術，日韓藝術家雖有涉及，但無論是拍品的數量還是質量，都要略遜一籌。主打吳冠中似乎是保利一向的傳統，今年也不例外，吳冠中1997年作《荷塘》以1.06億港元的成交價也成為了當前秋拍首輪的最高價拍品。

不過，保利香港與香港蘇富比一樣，也存在拍品質量良莠不齊的問題。頂級和高段位拍品數量不足，中段拍品的表現如同雞肋，低段拍品充斥卻無成績，使得整個拍賣會斷層極為明顯，吸引力和刺激度都無法滿足當前的藏家需求。

最后，也是關乎市場未來的關鍵一點，從兩場拍賣會中所反映出的青年藝術家的提前退場現象令人擔憂。或許，過早進入市場和資本運作對于年輕藝術家而言本身就是一種傷害，但在本輪秋拍當中，一些已成明星效應的年輕藝術家的作品流拍還是為市場敲響了不小的警鐘，這種來自二級市場的影響是否會沖擊到目前火勢正旺的一級市場，給當下無節制炒作年輕藝術家的資本以當頭一棒，敲出一份理智，敲回一個市場運作的正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