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8日起，北京開始就本市的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展開為期1月的征求意見。記者梳理各地政策文件發現，目前，已有20余省份針對“超生”現象明確了社會撫養費標準。不少地區的標準與超生人群收入、職業等掛鉤，對于3胎以上的超生、重婚超生等，更是加大征收力度。（9月22日 中新網）

當前，伴隨“二孩”政策的實施，社會撫養費征收的管理必然需要修訂和完善。就北京來看，其社會撫養費將不再針對“二孩”征收，對于“三孩”及以上，每多生育一個子女，將會按照相應的標準繳納社會撫養費。那么，該立法模式以地方轄區劃分為基礎，缺乏全國范圍內的統一完善和設計，必然存在隱憂和弊端。

根據統計，我國大部分省份都已經完成了人口與計生條例的修訂，其中21個省份明確規定了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標準。仔細觀察，不難發現當前各地的征收標準并不一致，各省市、自治區之間的差距甚至非常巨大。舉個例子，一些省份對“三孩”及以上的超生，專門規定了加重征收，而北京卻在修訂草案中刪除了“加倍征收”條款。不難看出，在“各自為政”的立法思路下，各個區域的社會撫養費征收不可能“一碗水端平”，導致了地方在征收社會撫養費時，擁有過大的自由裁量權。

不可否認，社會撫養費的征收，其背后的依據主要是《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以及國務院頒布的《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不過，即便是具有統一的法律法規規定，但具體到征收的標準、數額、程序等等，卻完全由地方進行立法設計，導致各個地方的社會撫養費征收尺度不同、對象不一致、標準不統一。那么，當社會撫養費的立法權被下放，征收社會撫養費的自由裁量權則可能被放大，就有可能刺激地方政府收費的沖動。

應該說，當前社會人員流動性較強，戶籍管理制度也出現了松散不一的情形，無疑加劇了各地分別立法征收社會撫養費的困境。地方立法模式下，征收社會撫養費的權力就可能被濫用，而社會撫養費的征收則可能“就高不就低”，容易侵犯公民個體的合法權益。從這個方面來說，確有必要認真研究當前地方立法的缺陷和弊端，對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標準進行統一規范的立法設計，將社會撫養費征收納入到法治化治理軌道。

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正是公民個體的一種負擔性義務，有必要在立法方式上的采取上，保護好公民個人的權益。由此，改變當前社會撫養費征收立法現狀，提高立法的層次和水平，改變當前“各自為政”的立法邏輯，無疑顯得尤為重要和必須。（劉建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