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文也是一位極其復雜的作曲家，他一生坎坷、經歷顛簸、內心矛盾，但又是才華橫溢、多才多藝、身懷抱負。江文也多重的人生經歷和他多元的音樂創作一脈相承，伴隨著歷史變遷和社會變革，不同的文化影響和藝術環境的碰撞，不同的哲學思考和審美追求的沖突，造成了江文也創作定位的不確定性和創作風格的迥異性。而這一切都源于他的內心世界。

中國民歌《鳳陽花鼓》江文也編曲

江文也

一

江文也出生在臺灣，6歲隨父母定居廈門。他的啟蒙教育是在廈門由臺灣總督開辦的日文學校，13歲去日本讀書，中學畢業后聽從父親安排就讀電器機械專科學校。由于喜愛音樂，從聲樂活動開始逐步走入日本音樂界。1938年日偽時期受聘北平師范學院音樂系任作曲和聲樂教授，從此定居北京。臺灣—廈門—東京—北京，看起來并不是太復雜的遷移，卻賦予江文也十分復雜的經歷。

江文也的音樂生活是從聲樂演唱開的。1930年他隨日本聲樂老師阿部英雄學習聲樂發聲，兩年后，他從高等工業學校畢業的時候參加了哥倫比亞唱片公司的應聘考試，順利通過并被錄用。同年，他以“江文彬”為名參加當時由時事新報主辦的日本第一回音樂大賽聲樂組的比賽，成功入選。第二年又在同一項音樂比賽中順利入選，也因此開始奠定了他在日本的聲樂演唱地位。江文也有極高的音樂天賦，他雖然不是音樂科班出身，但卻屢屢在音樂比賽中獲獎。從1934年至1938年回到中國，江文也在短短的4年時間里創作了各類題材的音樂作品近30部，他曾5次榮獲日本音樂大賽作曲獎，獲獎作品包括4部管弦樂和一部合唱。

江文也是中國人，是臺灣籍的中國人。幼年時生活中的鄉土情誼深深地植根于他的內心，這是永遠磨滅不了的家鄉情結。年幼時所接觸到臺灣的自然、山水、風俗、文化以及民間藝術都深深地積存在他的潛意識記憶里，成為他創作沖動的源泉和音樂風格形成的基質。正因為如此，江文也早期的創作生涯雖然在日本度過，但他依然念念不忘臺灣故土和家鄉音樂。早在1934年4月，他創作的第一部鋼琴曲就命名為《臺灣舞曲》。1934年創作的女高音與室內樂《四首高山族之歌》，1935年創作的男高音與室內樂《五首高山族之歌》，以及1936創作的聲樂套曲《臺灣山地同胞歌》，江文也創作這三部與臺灣原住民生活息息相關的聲樂作品，不能不說是他潛意識里的童年記憶所引發的創作沖動。1936年創作的三幕歌劇《泰雅之戀》（《高山族之戀》），最終雖然未能完稿，但他的創作出發點依然是對臺灣的懷戀和熱愛。受作曲家齊爾品邀請，江文也于1936年到北京和上海考察中國音樂，這是他第一次接觸到中國兩座大都市的文化和生活，在這期間，他創作了鋼琴組曲《斷章小品》十六首，無疑是他創作中國大陸題材音樂作品的嘗試。《賣糖小販的金蘆笛》、《午后的胡琴》、《月下琵琶》、《北京正陽門》，這些標題都說明江文也開始意識到自己不僅是臺灣人，也同樣是一名臺灣籍的中國人；他的民族風格創作之路，不僅立足臺灣，還應該立足整個中國。也許，正是出于這樣的想法，江文也于1938年受聘于北平師范學院音樂系任作曲和聲樂教授，并在北平成家，養兒育女，直至逝世。

1938年至1948年，這10年是江文也音樂創作的高峰時期。期間創作的體裁涉及管弦樂、鋼琴、獨唱歌曲、合唱、舞劇音樂、宗教歌曲及戲曲配樂。在為數極多的音樂作品中，幾乎全部都是中國題材或中國風格。此外，江文也于1946年至1947年創作的眾多的宗教圣詠，也都是根據中文譯詞創作的富有中國音樂風格的作品。作為學習和研究民歌的副產品，這期間江文也還編創了《中國民歌集》。從這10年的創作和音樂活動來看，江文也的確是帶著中國情結回到中國，定居北京。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時任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教授的江文也創作了郭沫若作詞（長詩《鳳凰涅蓜》片段）的合唱《更生曲》，并在歡慶北平和平解放的聯歡會上首演。正如歌詞中寫道：“我們更生了，我們更生了”，“春潮漲了，死去的宇宙更生了”，這無疑是江文也對新中國的誕生所表達的思想和感情。新中國成立后直至1957年“反右運動”，這8年間江文也創作了《第三交響樂》等14種。看得出來，在新中國的陽光沐浴下，江文也的創作靈感源源不斷。遺憾的是，1957年秋天，江文也在“反右運動”中被錯劃“右派”，同時被撤銷教授職務，降低薪金，調離作曲系，先后到函授部和圖書館工作。從1957年至1966年將近10年的時間里，江文也的作品被禁演，創作受到種種限制。接著便是文化大革命，江文也遭抄家，家中珍藏的樂譜、唱片、手稿和書信均被抄走。

“文革”結束后，江文也很快投入到工作中，開始整理家中少量的書籍和樂譜，準備大干一場。如同他在手書便簽中寫道：“繼續奮斗下去，用盡到最后一卡的體熱量。然后倒下去，把自己交給大地就是了。”1978年，江文也開始醞釀一部大型管弦樂創作，標題為《阿里山的歌聲》。江文也求成心切，想追回逝去的年華，他日以繼夜地創作，很快就完成了《阿里山的歌聲》五個部分管弦樂配器的初稿。遺憾的是，1978年5月4日凌晨四點，江文也突發腦血栓癥，送醫院治療，但由于住院時醫院發錯了藥，導致病情惡化，造成長期癱瘓。《阿里山的歌聲》終究在冥冥中消失，它未能再繼續，它帶著無限的思念和希望陪伴著作曲家度過了整整5年……5年后，1983年10月24日江文也離開了人世。

二

江文也是一位悲劇式的人物。悲劇的人生經歷所釀成的心靈苦酒一直在迷醉著他的內心世界。江文也早年的音樂活動主要在日本，他的成名也隱約作為一名日本作曲家出現。回到中國后，他拒絕受聘北平敵偽組織“新民會”之職，顯然他是有政治立場的。但作為一名作曲家，他卻又接受了為《新民會會歌》等歌詞譜曲，這又造成他作為一位藝術家在藝術創作上的永久遺憾。1945年6月江文也遭到北平師范大學音樂系日籍系主任的革職。此時，他在中國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為了養家糊口不得不每周騎毛驢到北京郊區門頭溝在同鄉開辦的“寶福煤礦公司”掛職。抗戰勝利后，他依然留在北平，拒絕了朋友約其同往日本。但是，正當他開始恢復作曲之際，卻又遭到政府當局逮捕，關押在戰俘拘留所，原因是當年他曾譜寫過《新民之歌》等敵偽歌曲。在拘留所拘禁10個月后江文也被予以釋放。在以后長達3年的時間里，江文也主要致力于宗教音樂的創作，受北平方濟堂圣經學會之約，他創作了眾多中國風格的宗教圣詠，直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

江文也對中國民族音樂的發展有著遠大的抱負，他在《寫于“圣詠作曲集第一卷”完成之后》一文中深情地訴說：“我知道中國音樂不少缺點，同時也是為了這些缺點，使我更愛惜中國音樂。我寧可否定我過去半生所追求底那精密的西歐音樂理論，來保持這寶貴的缺點，來創造這寶貴的缺點。”他甚至可以舍棄自己半生的追求，而回歸到作為一名中國人應該具有的民族音樂文化的精神世界之中。他說：“我深愛中國音樂的‘傳統’，每當人們把它當做一種‘遺物’看待時，我覺得很傷心。‘傳統’和‘遺物’根本就是兩樣東西。‘遺物’并沒有血液，沒有生命，而‘傳統’，就是在氣息奄奄之下的今天，可是還保持著它的精神——生命力。”他還認為對傳統不僅應該珍愛，還“應該創造一些新要素”給與其豐富與發展。江文也的民族音樂抱負鮮明地體現在他一生的創作中，從最初“臺灣風格”的不自覺追求，到后來傾注大量心血“中國風格”的自覺創造；從最初海島地域的小我民族主義，到后來中華音樂文化的大我民族精神；江文也的內心世界經歷了一場風暴般的洗禮，這洗禮的真正動力正是來自他潛意識里的中國情結。

江文也歷盡人間辛酸，一生極為波折，但他的內心始終裝著一腔堅韌而不屈的沸騰熱血，在他那顆對藝術執著追求的心里持久的奔涌，化作無比強大的力量。正因為如此，江文也盡管傷痕累累，他終究還是一名成功者，他的藝術精神和音樂抱負一直延續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早在1932年，江文也剛剛步入音樂界不久，就撰文寫道：“在這個世界上，如果同樣要受到煩惱的洗禮，那么，為了藝術（我）能受更深的苦惱……并非想把藝術故意弄成難以理解的東西，而是為了能有詩人的情感及作曲家的熱情能受更大的苦惱。”這分明是一位作曲家對自己藝術追求的真實表白，為了藝術、為了音樂，他情愿承受一切苦惱。令他沒有想到的是，他的一生竟然真的充滿著苦惱，甚至痛苦和折磨。1938年之前，江文也在日本從事音樂活動的最初年頭里，從表面上看，他似乎是春風得意、事業節節上升；但從精神層面上看，江文也一直被日本人另眼看待。然而，這種歧視并沒有影響江文也的音樂創作，在此期間，他完成了包括管弦樂、協奏曲、奏鳴曲、室內樂、藝術歌曲和舞劇音樂等各種體裁的音樂作品40余部。新中國成立以后，江文也參加了中央音樂學院在天津的籌建，并被聘為作曲系教授。此后他又恢復了多種題材的音樂創作。

江文也從未放棄過他的藝術追求。十年“文革”，江文也被迫下鄉勞動，而且勞累成疾，但他還是堅持閱讀日文音樂書籍和整理資料。江文也的心永遠向著光明的一面，即使在極度失望的境況下，還是充滿著希望。1972年6月，他給在湖南農村插隊的三兒子小工的信中寫道：“你應該理解這場風神的即興演奏，在我過去不短的途中，我是碰到了不少次的這種風神的惡作劇的。我這五六十年是不平凡的，崎嶇險惡，有牢獄、有貧困……旋風的惡作劇，也只不過是舞臺上的一個場面……我相信，你是不會為一時的風神惡作劇而喪失信念的。你看，不是午前燦爛的陽光正在照耀著你身上的每一個細胞嗎？”這是一封家信，但也是江文也內心世界的寫照。他的心里裝的是悲情和矛盾，裝的是寬廣的藝術天地，裝的是深深的鄉情和民族音樂的抱負，裝的是中國人的文化情結和對中國傳統藝術的執著追求，裝的是一腔熱情和沸騰的血！那是一顆持久的心，伴隨著江文也富有詩意的人生心途永遠跳動著……

（本文系根據《人民音樂》2016年第8期同名文章刪選，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