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中國主題性美術創作的傳統，延續的是前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之所以長期以來受到揶揄甚至批評，主要是這種主題性創作在中國，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后的某一特殊時期中過于突出的意識形態色彩（所謂的高大全、紅光亮），藝術家幾乎沒有多少創作的能動性。由于時代的慣性，這種創作觀念和面貌時至今日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著。

從概念上來看，主題性創作事實上沒有強烈的時代指向性，它普遍存在于各個國家和民族的藝術實踐中。美術史上無數的經典作品也告訴我們，世俗政權和宗教勢力從來都是藝術創作最重要的“委托人”和絕對主題。“圖畫者，有國之鴻寶，理亂之紀綱”（《歷代名畫記》）。不論是《歷代帝王圖》、《永樂宮壁畫》、《瑞鶴圖》，還是達芬奇、倫勃朗或者大衛，都是信手可拈的例子。而這些作品及藝術家的藝術成就，早已毋庸置疑。

美國華裔女藝術家林瓔創作于1981-1983年的《越戰老兵紀念碑》（華盛頓）就是一件典型的主題性作品，以極少主義的風格和極具象征意味的手法，表達了作者對于戰爭、人性的深刻體悟與思考，得到了從政府層面到社會大眾的普通認同。“它的平面性、延展性和反射性與傳統紀念碑的崇高、宏大、雄偉形成了鮮明對比。”（邵亦楊）

主題性創作本身并沒有對錯、高下之分。我們今天之所以對這個概念別有感觸，主要是因為長期以來主題性創作與藝術家個性與才華之間的錯位造成的。主題性創作幾乎變成了“政治行畫”的代名詞。

毫無疑問，同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一樣，我們今天、以后都離不開主題性美術作品的創作。目前，中國正處于不同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的重要的歷史發展和社會轉型階段，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社會等許多層面都出現了新的變化和要求，對主題性藝術創作提出了新的挑戰，也提供了新的機遇。

問題在于，創作什么，怎么創作，為誰服務。

與藝術家個人化的藝術創作不同，主題性創作更能代表和凝聚整個國家和民族的責任意識、榮譽意識，尤其在國內外形勢復雜，文化、道德、環境等問題突出的今天，從中央到地方，從政府到百姓，都在呼喚和期待真正有民族精神和文化擔當、反應時代聲音、有較高藝術感染力的主題性作品。

是時候為主題性創作“正名”了。

如今，主題性創作所面臨的主要矛盾，已經不是意識形態與藝術個性的矛盾，而是社會對于優秀作品與藝術家對于主題性創作刻板而慣性的思維之間的矛盾，是主題的深刻性、代表性與藝術語言和手法的時代性與契合性之間的矛盾。現在很多藝術院校的在校生和畢業生都不愿意從事在他們看來陳舊、古板的主題性創作，而是更多地沉浸在材料和觀念的游戲之中。而當觀念藝術越來越走向“為賦新詞強說愁”式的冥想囈語和自娛自樂時，人們不經意間才突然發現，原來主題性創作才需要更大的勇氣、更深的擔當，以及更廣的視野。

一個時代的主題應該由這個時代最鮮活、最有生命力的親歷者去抒寫。

老一輩的藝術家用自己的人生和藝術見證和記錄了那個時代的主題，今天，這個重擔落在了大批已經以及正在崛起的70后、80后甚至90后藝術家身上。要真正讓主題性創作祛除“政治行畫”的標簽，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在政府導向以及展覽、比賽的評價體系上，要提倡形式和手法多樣、主題靈活的藝術創作；學院教育中，老師要讓同學們正確理解主題性創作的重要性和時代意義，鼓勵學生從傳統文化和社會現實入手，用新的藝術觀念和手法為這個時代發聲，讓主題性創作真正走出“政治行畫”的宿論，成為弘揚傳統文化、凝聚民族精神的最強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