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別地方的政績考核也存在偏差，在剝離了GDP錦標賽后，又把“十三五”的城鎮化率指標層層下壓。這種不顧客觀實際的做法，只會導致“心不甘情不愿”的“被城鎮化”。

記者調查發現，一些地方層層分解、相互攀比、調整口徑，存在人為推高城鎮化率的亂象。有些地區在推進戶籍改革過程中，同步開展撤縣設區，撤鄉鎮設街道，大量農民“被城鎮化”，即便其他城鎮化工作都不開展，也能使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穩步提升。比如，通過調整統計口徑，中部某省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從2014年的22.7%，提高到2015年的27.6%。如此注水的統計數據，恐怕背離了新型城鎮化“新”的初衷，不利于地區發展的統籌施策，甚至嚴重影響了城鄉協調的水平與質量。

究其原因，直接的誘因來自戶籍制度的改革。有的地方在取消了城市戶口與農村戶口差別后，城鎮化率統計的主觀性大大增強，相應的技術與甄別機制卻跟不上，給拍腦袋決策留下了不小的空子。另一方面，個別地方的政績考核也存在偏差，在剝離了GDP錦標賽后，又把“十三五”的城鎮化率指標層層下壓。這種不顧客觀實際的做法，只會導致“心不甘情不愿”的“被城鎮化”。

“被城鎮化”的后果有三:一是城鎮攤大餅，無序投資、重復建設會再造出“空城”“鬼城”“沙漠孤舟”來，因為實際上并沒有那么多人想進城買房;二是公共服務跑了偏，假設原本預備給100萬人口的教育、醫療資源，真正享受的人口可能大大低于此數，而在城鄉結合部的人們“遠水不解近渴”;三是部分地區為貪大求全，不排除再次上演“洗腳進城”的荒誕一幕。

對此，首先要批評的當然是造假者、揠苗助長之輩，這些治理者不懂得經濟發展、城鎮化的客觀規律，試圖人為創設規律，反過來必將受到規律的懲罰。當然，他們沒準也會惱火:不是說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嗎?怎么“連推帶拉”還是有人不愛進城呢?其實，這涉及到更深層次的話題，確實有的農民撥了算盤覺得不劃算，縱然是達到了落戶標準，也不愿放棄老家的一畝三分地。

有一位在武漢購房且工作十多年的新市民，不愿意將戶口從山東老家農村遷到武漢，他的理由很樸素:“農村土地退出沒有收益，還不如繼續保留，反正零成本”。對這樣的觀念，霸王硬上弓的政策干預不會有什么正面效果，還可能會遭遇反感、抵制;而采取數字游戲、編造，更于事無補。從根本上講，仍要尊重人們的自主選擇，靠利益的合理補償來因勢利導，讓大家放心進城、開心離家。

說到底，城鎮化的過程必然是一個市場化的過程;市場化的要義在于“你有情、我有愿”，強扭的瓜不會甜。用心把道路交通、教育醫療搞得像模像樣，把住房保障、產業配套抓起來、跟上去，同時妥善處置農村土地“三權”的變更與流轉，人們的需求才會與城市的供給真正對接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