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家拍賣平臺首次將6位省級高考狀元的筆記集中進行拍賣。此次拍賣活動追捧者寥寥，截至8月6日22點拍賣結束，只有三份筆記被拍出3000元或1000元，其余流拍。拍賣雖不熱烈但爭議不斷，因此也有3位狀元不堪網友評論的壓力退出競拍。（8月7日《北京青年報》）

高考狀元并不等于書呆子，能把筆記拿來競拍，至少說明狀元們有一定的經濟頭腦，拿“想錢想瘋了”指責狀元是沒有道理的。狀元筆記可以賣，但能否賣個好價錢就不一定了，認為搭上“狀元經濟”的便車，連筆記也能拍出高價，未免太天真。

此次競賣追捧者寥寥，成交可謂慘淡，有人認為這是教育理性回歸的證明，狀元筆記已降溫。事實上，這是一廂情愿。只要教育資源貧富不均的現狀不改，只要高考狀元依舊是社會關注的焦點，全程見證狀元出爐的狀元筆記自然會保持相應的熱度。媒體上，“狀元筆記受熱捧”的新聞報道比比皆是。

這次競拍為何不熱烈？從市場角度看，定價太高，遇冷難免。狀元筆記不止一家，買家貨比三家后才會掏腰包。近幾年，一些互聯網在線分享平臺收錄了大量高考狀元的筆記，很多屬免費分享，即使收費也是象征性的。有物美價廉的，就更少有人愿出高價。

從輿論角度看，差評如潮，生意自然難做。這些年社會對高考狀元的非理性推崇，不斷加劇社會的公平焦慮，已到了讓人厭煩、憎恨的程度，甚至一些家長一邊大罵炒作狀元行為，一邊熱切關注狀元的新聞。這種輿論環境下，拍賣狀元筆記很容易成為眾矢之的。

成功沒有捷徑，狀元筆記并不一定適合其他考生，生搬硬套可能誤人子弟。此外，狀元的誕生，與教師授課、中學管理、家庭環境等因素密不可分，從某種程度上講，這些因素可能比狀元筆記更重要。

如果說狀元筆記“有用”的話，應是經驗方法的借鑒以及優質教育資源的共享。某些在線分享平臺推出的狀元筆記，以免費或微利的形式向社會開放，可以促進狀元“專享”的精英資源向大眾化轉變，幫助普通考生突破外部環境的限制，取得好成績。（陳廣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