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下旬開始，山東省濟寧市任城區的大街小巷，一個特殊的群體顯得很是“扎眼”。他們或是提著笤帚，或是抓著抹布，胳膊上的紅袖章，又將這一群體與環衛工人相區別。他們來自濟寧市任城區各個機關，他們的身份，是機關里的公務員。有當地市民、網友質疑，公務員上街執勤是“不務正業”，甚至會影響機關辦事效率。（《新京報》8月4日）

一個地方有重大和集體性的活動，比如創城或者創衛，公務員沖在前面幾乎已成為常態，所謂的“干部沖在前面”，則需要行動來體現。創建國家級衛生城市，或有一定的形式主義因素，比如所謂的暗訪其實不過是明查，也讓迎檢單位極易采取針對性的措施，不過這些都屬于程序本身的問題，讓迎檢單位有空子所鉆。同時在體制之內，這幾乎是一種通行做法，任城區不過是“拿來主義”搬照搬用，何以承受“不務正業”的標簽，并具有了形式主義的原罪？

這其間當然有長期以來，公眾和輿論對形式主義的深惡痛絕，以及對政府公共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同時也說明，很多人對創衛的意義與公務員的責任，還缺乏全面的了解和認識。其實，無論是創建省級衛生城市還是國家級衛生城市，對于一個地方的軟硬件改善起著促進作用，比如對市民文明習慣的教育，對城市公共設施的升級，對城市綠化亮化和美化，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將教育作為重要內容。掃地只是一種創衛工作的初級要求，其間還有更為復雜和苛刻的標準。雖然運動式的創建行為，本身不可避免出現形式化的傾向，但通過創衛這個平臺的發揮，對城市的文明素質和文化品位提升極為重要。

同時，城市創衛的參與者，應當是居于城市之內的所有人，創衛本身是對人的素質的改造，以及公共責任的發揮。公務員既是特殊的服務者，也是普通的城市居民，參與城市創衛包括掃大街無可厚非。即便從職責來說，在“三定方案”之中除了行業界定之外，還有“完成臨時性或者上級交辦的其他工作”，圍繞地方中心工作和階段性工作，進行全力的攻堅以發揮帶頭作用，都屬于大職責的定位。公務員掃大街參與創衛，跟參與招商引資，或者抗洪搶險相比，并無本質上的差別。何以抗洪搶險等事涉安全和公共利益的行為，可以獲得認可和肯定，而掃大街卻成為“不務正業”？

這里面是否有一種固化式的偏見，目前還不能下結論。不過，以“不務正業”作為論調，卻會折損公共服務者的積極性，也會讓公共治理變得游離不定。最近，一個參與抗洪的長微博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文章說相比于98年那場大洪災，無論是啃冷面包的解放軍，還是立下“堤在人在”誓言的基層干部，他們依然是沖鋒在前的主力，然而一些普通群眾的表現迥然各異，借一下場地要收費，協助巡防要給錢，以前那種自力更生、集體至上的精懷，正在日益消失。

公務員在創衛活動中去掃地，如果屬于“不務正業”，那么什么又算得上“務正業”呢？照此邏輯，公務員在節假日戴上紅袖章去巡邏，或者看到不文明的現象去制止，豈不也是不務正業？外化于形，內化于心，做好人的教育是當前最重要的工作。公共治理需要一個成熟而理性的輿論環境，更需要基于更寬視野的事物認識，才能形成正確的導向和普遍性的共識。（堂吉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