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合政策”，成為了日前召開的兩場中央會議關鍵詞。在25日中共中央召開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通過實施組合政策，引導發展預期”。26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同樣強調了“實施適度擴大總需求、堅定不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導良好發展預期的組合政策”。在年度工作“中流奮楫”的重要節點，宏觀調控與改革的組合拳有何深意？

一方面，“組合政策”首先指向的是“三去一降一補”的五大重點任務。這些任務從來未曾割裂，當前尤其需要環環相扣、招招呼應，比如去產能、去杠桿的“交集”在國企和金融部門的基礎性改革上，去庫存、補短板的“交集”則在新型城鎮化和農民工市民化的有機結合上。事實上，供給側的每一單獨招數大家并不陌生，而在它們的“交集”里探尋、匯聚政策的合力，恰是宏觀調控面臨的新挑戰。

另一方面，“組合政策”也在提醒供給側與需求側的協調配合、共同發力。一段時間以來，中央突出調控對供給側的發力，各地都取得了不錯的成效，但也有個別地方顧頭不顧尾、顧前不顧后，放松了對需求側波動的警惕與應對。此次重提“適度擴大總需求”及改善民生、發展社會事業對擴大內需的作用，就是為了糾偏提醒，推動供給側的產品與服務找到出路，促進市場供求雙方的良性互動。

同時，組合拳不只在調控政策內部揮出，也必然覆蓋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動作。這是因為，當改革逐步成為調控的重要利器后，國企的結構調整與重組等重大改革，意義不啻稅負的減免、信貸的投放。對調控本身的改革，比如對貨幣政策傳導渠道的疏通，會讓原有調控效果幾何級放大，避免傳導中的跑冒滴漏，實現“四兩撥千斤”。再比如通過“放、管、服”改善企業微觀環境，引導與穩定市場的預期，較之傳統的放松銀根更能提起民間投資的精氣神。

深層次看，“組合政策”之所以受到高度關注，原因在于宏觀調控的對偶性，也就是我們平時所說的雙刃劍作用。比如最低工資制度的出臺，當然是為了平衡勞資關系、保護勞動者權益，但是過度追求工資收入的增長，反過來也會增加企業成本，長遠看并不利于可持續增收。因此，這次會議提出“增加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目的正是要對“職工增收入、企業降成本”這道需要權衡拿捏的題目，給出切合市場實際的統籌方案。

調控組合拳的揮出，重在決策，更重在落實，需要各地各部門主動接招。說一千、道一萬，只有發揚釘釘子精神，把各項工作一一落到實處，宏觀調控的良苦用心才能轉化為生產力，轉化為企業擺脫經營困境的動力。落實最終還得靠人干。有的地方規劃寫了，項目卻沒影子；好不容易立了項、招了商，配套的財政資金又半年不到位；等到貸款和土地都批了，市場行情早就變了，誰還愿意做“接盤俠”？這個意義上，充分調動起廣大基層干部的積極性，乃是調控組合拳中真正的制勝一擊。

高手過招，高在理念，高在細節，重視戰略、亦重視戰役、戰術。下半年的經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存在一些必須高度重視的風險隱患，大意不得、疏忽不得，要求我們拿出更精準的方案、更有效的辦法，抓住穩中求進的“進”字，下足功夫、做好文章，把中央調控組合拳的每一招、每一式，認真按照經濟新常態這個大邏輯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