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國家發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提供的數據，截至2016年5月，全國縣及縣以上的新城新區數量3500多個，這些新城新區規劃人口達到34億。這個數字，已經達到了全世界人口的一半。

荒謬的數字，反映出城鎮化規劃的扭曲。中央就城鎮化問題在不同場合的表態，都表明中國城鎮化進程要以市場為主導，但是遺憾的是，中國以前的城鎮化行政干預色彩濃，導致目前這樣的結果。

城鎮化，本質是人的城市化，是人進入工業社會，由農民變成工人，然后生活水平也隨之進入工業社會，完成城市化。所以，城鎮化應該是以市場為主導的工業化的結果，而不僅僅是農民上樓。

目前一些三四線城市的新城發展過多偏重于住宅。根據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的研究顯示，云南某城市一個新區，招拍掛土地中，住宅高達74.63%，商業服務業設施項目只占15.53%，工業項目只有5.24%。這就意味著規劃中的工業根本不足以支撐住宅所容納的人口，這樣的城鎮化極有可能是空中閣樓，鏡花水月。

這樣的規劃，背后自有其動機。每多一個人進入城鎮化序列，與此對應的人均建設用地指標就多，這意味著當地政府有更多的土地可賣，潛在的土地出讓收益更多。土地財政的刺激下，各地紛紛增加人口規劃，也就不難理解。

規劃者未必對大局沒有認識，未必不知道缺乏工業的城鎮化只可能是農民上樓，但是，在土地財政、在GDP的刺激下，這樣的規劃出臺了。假做真時真亦假，在房地產熱潮之下，這樣的人口畫大餅規劃又反過來刺激當地的房地產市場的大發展。由此，去庫存，成為中國三四線城市亟待解決的問題。

目前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39.9%，而根據“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的目標，到2020年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要達到45%。也就是說，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未來還要提高5個百分點，意味著將有1億人口要在城鎮落戶。與此同時，當下中國實行的是城市人口規模差別化調控，嚴控特大城市人口規模，放開、鼓勵農民到中小城市落戶。這就為中小城鎮擴大人口規劃提供了大的政策背景。正是在這個背景下，一些中小城鎮由于迫切希望加速發展，提出2020年、2030年人口倍增的目標。

不過遺憾的是，規律就是規律，不以人為意志為轉移。相關數據顯示，中國農民工流向地市級以上的占70%以上，流向小城鎮的不到10%。這樣的流動是合乎規律的。

人口分布圍繞大城市的高度集中，是一個人類社會自組織的過程，本質上是各種市場均衡的綜合結果，但它在形式上，卻偏偏是高度偏離均勻的。比如，城市的人口、資金、物質的密度都大得多，這是偏離平均的。

這種偏離平均是市場的需要，因為只有依靠規模效應，才能更廉價的供應商品，不管是外賣、自來水、電話基站，都是如此。這種規律從城市擴展到地區也是一樣，即基于自然稟賦、市場等因素，人口的分布不是均勻的。

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講究的是生產鏈上的均勻分配，必然在邏輯上導致地區經濟的均勻性。換句話說，平均才是意識形態上的“好的”。這必然使中國人更容易強調人口的均勻分布。今天我們聽到很多所謂各個地區要均衡發展，實際上要的不是均衡，而是平均。

但是，人口的分布從來都不是均勻的。

中國有一條著名的胡煥庸線，是上世紀30年代，由著名的人口地理學家胡煥庸教授創制，即在中國地圖上，由東北至西南，從黑龍江瑗琿（今黑河）到云南騰沖作一直線，就是我國的人口地理分界線。以此線為界，約有94%的人口居住在約占全國土地面積42.9%的東南部地區，約6%的人口居住在約占全國土地面積57.1%的西北部地區。

國外的情況也是如此，美國人口3億，紐約占到美國人口2.7%；東京都占有全日本人口的10%，至于東京都市圈的人口高達3600萬，每三個日本人就有一個生活在東京圈的狹小范圍內。而中國有13億人口，北京的2100多萬，相當于中國1.62%的人口。

從這個意義上，34億人的規劃，與經濟規律、社會規律、人口規律不符，由此導致的巨大浪費應該引起深思。

□劉遠舉（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