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審議民法總則草案，意味著已實施近30年的民法通則即將步入歷史，我國民法典編纂邁出關鍵一步。民法典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法，是“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更是公民私權利的指南。在民法通則的基礎上制定民法總則，作為中國民法典的第一編，其意義遠遠超出了舊法新修。人們期待，民法總則能夠集中構筑中國民法典的精神之維，能夠成為中國私權立法的鑄魂之旅，開辟一個權利神圣的法治新時代。

一場保護私權的立法革命

從搖籃到墳墓，在我們每個人的人生旅途中，民法都須臾不可或缺。它保障我們的人格尊嚴，彰顯私權利的獨立價值，全面確認人的主體地位，促進人們之間的有序交往。這種個體意義上的權利關懷，讓民法一誕生就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蘊含其中的私權精神在法治文明長河中流淌不息。

早在公元前450年，羅馬在收集整理習慣規則的基礎上制定出“十二銅表法”，讓羅馬法的私法精神流傳至今;1804年，拿破侖頒布了法國民法典，隨拿破侖南征北戰而風靡歐洲，體現了“個人最大限度的自由、法律最小限度的干預”的立法精神;1900年，歷時23年始成的德國民法典實施，前承羅馬法傳統，在法典化上可謂登峰造極。這些民事立法的光輝典范，高揚私法的精神旗幟，凝聚出自由、平等、契約自治等一項項保障私權的法治原則。20世紀20年代末，中國在借鑒德國、日本的經驗基礎上，正式制定民法典。新中國成立后，在廢除國民黨“六法全書”的同時，并沒有制定民法。民事立法興起的背后乃是公民私權的勃興，而私權的勃興需要發達的商品經濟作基礎。由于長期實行計劃經濟體制，雖然在20世紀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草過民法，但都沒有成功。

進入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尤其是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極大刺激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私權觀念的解放，民事立法工作提上日程。由于民法典涉及內容太過龐雜，立法機關采取了先急后緩的思路，先行制定調整民事關系的單行法，如1981年經濟合同法、1982年商標法、1984年專利法、1985年繼承法等，并逐漸在立法中形成了一些共同的原則和規范，使得制定民法通則的條件日漸成熟。從1985年7月組建民法通則起草小組，到11月民法通則草案初次提交審議，及至1986年4月12日六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新中國第一部調整民事關系的基本法律——民法通則誕生了。 

用歷史的眼光看，只有9章156條的民法通則雖與民法典有天壤之別，但它的制定對于當時的中國而言不啻為一場立法革命。這部全面確認公民和法人基本權利的法律，不僅構建了民法的基本內容和體系，列舉了各項民事權利，為中國隨后30年的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法制基礎;更重要的是，它開啟了傳統中國的私法精神嬗變之路，深刻改變了中國人的法治觀念和權利心理。 

眾所周知，中國歷史上沒有形成發達的市民社會，相反有“重刑輕民”的傳統，老百姓對于私權的價值認識不高，權利平等、意思自治、契約自由等私法觀念極不發達。法學家烏爾比安說:“公法是有關羅馬國家穩定的法，私法是涉及個人利益的法。”私法的要義是私權神圣，強調的是個體權利的保障，正所謂“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個人就是整個國家”，這與中國傳統倫理強調集體本位、國家本位存在抵牾。而民法通則的制定，從立法上確立了“自愿、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等現代民法原則，在實踐中不斷彰顯出個人本位、權利優先、主體平等、意思自治、契約自由的私法精神。例如民法通則起草中一個爭論焦點是，應否將法人納入調整范圍。當時的法人幾乎都是國營或集體企業，民法通則將法人納入，意味著國營或集體企業在商品經濟中與個體之間平等的主體地位。 

民法通則頒布后，中國民事立法進入快車道。從1991年的收養法到1995年的擔保法，從1999年的合同法到2007年的物權法，從2009年的侵權責任法到2010年的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單行立法不斷完善。與此同時，立法之間的協調問題、私權保護掛一漏萬問題也日漸突出，民法通則的粗疏與滯后也日益凸顯，使得民法體系化工作呼聲漸強。2014年10月，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編纂民法典”。隨著民法典這一浩瀚立法工程的開啟，民法通則完成了它非凡的歷史使命，一部統領民法典的民法總則呼之欲出。 

從“民法通則”到“民法總則” 

在功能上，民法通則可被視為一部簡陋版的民法典，是特定時期對基本民事關系的概括性立法。然而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翻天覆地，人們的法治觀念和權利意識也有了根本改觀，民法通則的大部分條文或是被新法替代，或是與社會發展不相適應。立足于民法典的制定，今天我們需要的不再是一部精簡版的民法通則，而是一部能夠提綱挈領、體現整個民法典精神的民法總則。從“通”則到“總”則，雖然只是一字之變，折射出的卻是立法任務的重大轉向。 

——系統固化私權成果的“總綱”。與民法通則相比，民法總則草案雖然只有11章186條，條文增加的幅度并不是很大，但對于私權的保護而言具有新的意義。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私權利不斷得到伸張和立法確認，許多勃興于成熟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內容，如環境權、公司股東權等，囿于當時環境沒能規定在民法通則中。面對30年來蓬勃興起的私權利，民法總則必定要給予全面而充分的回應，既要徹底去除民法通則中的計劃體制殘留，厘定好權力與市場、政府與社會、公益與私益的關系;又要以法的形式重述和鞏固私權發展的成果，在保障契約自由、保障合法私有財產等方面有更大進步。民法總則雖然不再是微縮的民法典，但卻是私權利的“總綱”，為公民權利提供更為系統化的立法指南，預示著我們將獲得最完整、最系統、最全面的權利“百科全書”，大幅度提升私權利在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中的地位。 

——民法典框架結構的“龍頭”。民法總則是民法典的第一編，起著提綱挈領和價值統攝的作用，因此其內容對于民法典的框架結構具有基礎性意義，影響乃至塑造整個民法典的風貌。在民法典的編纂方案中，無論是“兩步走”還是“三步走”，第一步都是主張將民法通則修改為民法總則。從世界范圍看，許多國家的民法典一般都有兩千多個條文，面對如此龐大的規范群，無論是其內容價值的統一還是法律原則的一致，是邏輯結構的規整還是彼此之間的協調有序，都離不開民法總則的指導和規設。因此，民法總則在民法典中起著“龍頭”的引領和規范作用，它確立民法典自由、安全、平等的基本價值，彰顯私法自治的精神，有了它才能使民法典各部分形成一個嚴密協調的邏輯體系，確保民法典內容結構的和諧性，提升民法典的質量和生命力。 

——協調民商事單行法的“基本法”。民法總則不僅是民法典的“龍頭”，它在整個國家民商事法律體系中，還處于私法基本法的地位，發揮著統領協調民商事單行法的作用。在民事立法上，我國采取了“變批發為零售”的路徑，制定了一大批單行法。在民法典還沒有編纂完成之前，民法總則正是要著眼解決單行法之間的沖突和矛盾，為整合編纂體系完整的民法典提供規范基礎，促進立法的體系化、科學化整合。即便民法典制定后，民商事領域的立法和司法活動依然存在價值、原則、規范的沖突問題，民法總則作為整個民法典的基本價值載體，作為調整各類私法關系的基本規則，有助于更好地協調立法和司法實踐中的各種沖突，協調整個私法體系。而且，民法總則是民法規范的生長之源，能夠保持整個民法體系的包容性和開放性，更加有效地回應經濟社會發展需求。 

聚起中國民法典的“精氣神” 

民法總則進入立法程序，意味著中國“民法典時代”即將開啟。而民法典不僅是民事規則的規范集錦，更是民族精神、時代精神的立法表達。不難想象，一部新中國法制史上條文最多、篇幅最長、涉及面最寬、調整范圍最大、與群眾生活最密切的民法典即將“落成”，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期待民法總則能夠聚起整個民法典的“精氣神”，全面體現對“人”的權利關懷，充分彰顯民法典的權利精神、中國精神、時代精神。 

——弘揚權利精神。民事立法的核心要義，在于彰顯私權利、保護私權利。中國編纂民法典，就是將分散的私權利集中打包，為我們制定出一條清晰完整的權利圖譜。早在2002年新中國第一部民法典草案首次提請審議時，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李鵬就稱“民法典是公民權利宣言書”。在這條通往權利正義的大道上，民法總則是一張“路線圖”，需要充分回應經濟社會發展實踐中的權利訴求，極力彰顯權利的價值，努力拓展權利的法律空間，不斷激發民間的活力。例如，民法總則草案第一百六十條，將“恢復原狀、修復生態環境”列為承擔民事責任的主要方式，通過對維護環境、保護生態義務的確認，實現對公民環境權的保護。草案還為其他新型民事權利的保護留出了空間。還有學者提出，民法總則中應體現“法不禁止即自由”的精神，建議把憲法已列舉出來的權利應盡可能民事化?？梢姡穹倓t應設計出一個健全的民事權利體系，將憲法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要求全面落實到民事領域，弘揚權利價值，標注權利保障新高度。 

——體現中國精神。民法典不僅是社會經濟生活在法律上的反映，更是人民生活方式的總結和體現。恩格斯認為，民法乃是“以法律形式表現了社會經濟生活條件的準則”?？梢姡粐穹ǖ浔仨汅w現本國的精神風貌，與本國人民的生活方式相適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國民法典離不開對世界經驗的借鑒和吸收，但其精神一定是內生的，是從中國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只有立足中國實際，弘揚優秀傳統，解決現實問題，才能使民法典更接地氣、更有價值。例如，針對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道德滑坡現象，民法總則草案專門就見義勇為作出規定，明確了因見義勇為引起糾紛的責任劃分。這種為見義勇為者賦予請求權，倡導受益人給予適當補償，體現出立法對傳統道德的支撐。雖然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許多內容與私法的精神格格不入，但也有不少需要今天繼續發揚，融入這些優秀的傳統價值內核，才能更加提升民事立法的中國化水平。 

——彰顯時代精神。如果說1804年《法國民法典》是19世紀風車水磨時代民法典的代表，1900年《德國民法典》是20世紀工業社會民法典的代表，那么，我國的民法典則應當成為21世紀民法典的代表之作。制定一部能夠榮耀世界的民法典，是中國幾代法律人的夢想。而只有適應時代發展要求，體現新的時代特征，才能在世界范圍內標注中國民法典的新坐標。例如，民法總則草案增加了保護胎兒利益的規定，下調限制民事行為能力未成年人的年齡下限標準，賦予“非法人組織”以民事主體地位，對網絡虛擬財產、數據信息等新型民事權利客體作出規定，這些都鮮明體現出立法以人為本的理念，彰顯法律文明的時代特征。只有建立在對時代精神的深刻把握和充分反射的基礎之上，我們的民法典才能為世界法治文明提供“中國方案”，在人類民事立法歷史上烙下“中國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