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背景:在治理“大城市病”這場戰役中,實現首都人口調控目標,無疑是一塊難啃的“硬骨頭”。但越是難啃越要啃,北京市政協今年將“人口管理體制機制”作為年度協商重點課題,進行了深入的調研考察、座談研討和協商懇談,力求在人口調控中理順最為關鍵的體制機制問題。

6月30日,北京市政協召開“完善首都人口管理體制和工作機制”協商懇談會。這也意味著,北京市政協該年度重點協商議題,在歷經半年的扎實調研座談后進入最后結題階段。

“到2020年,北京市人口總量要控制在2300萬以內,其中城六區常住人口總量要實現比2014年減少14%。”會上,北京市政協社法委副主任周繼東直言“壓力山大”。他說,要在四年時間內實現人口調控目標,必須要形成合力,建立起一個可持續的、連貫的、統一協調的、權威的首都人口管理體制機制。這是周繼東的觀點,也是委員們的共識。

在此前的專題調研座談中,委員們發現當前人口管理問題主要表現為宏觀管理體制功能發揮不充分,法治保障不足;相關部門職責分散,既有交叉又存在空白;上下聯動不暢、左右協同不強;政策調整不及時,缺乏有效匹配;底數不清仍然突出,考評激勵問題顯現。

“北京是首都,既具有幾個直轄市的普遍性,又具有首都的特殊性。因此在人口管理上也要充分考慮到北京的特殊性。”李申虹委員所說的特殊性,在人口管理上恰恰是難點。因為是首都,如果中央國家機關、部分國企央企、軍隊和高校院所等各方面制定的人才引進、人事調動政策不能與北京市人口總量調控目標相一致,北京市人口調控壓力只會越來越大,“因此積極推動建立北京市戶籍指標管理會商機制尤為重要”。

人有自由遷徙的權利,北京的人口調控工作已不單單是北京自己的事情。因此王翔委員提出,北京應把人口調控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政策,一些鼓勵產業發展的優惠政策至少不能與人口調控相矛盾,允許北京在人口政策上進行有差別的先行先試。

委員們的發言一個緊接一個,絲毫沒有空隙。一些委員只能靠插話,取得發言權。即便如此,委員們也稱不上這場協商懇談會的唯一主角———相關委辦局負責人“搶話筒”的技術絲毫不遜于委員們。而這全都有賴于會議開始前,全程帶隊調研的北京市政協副主席李長友的一句話,“允許隨時插話、可以展開討論”。

“在當前北京市的人口管理系統里,戶籍人口管理在公安,流動人口管理分散的部門較多。為了完成市里人口調控目標,29個市級部門,基本每一個都有責任,并明確了各自的責任清單,從而實現人口的統籌。”聽到委員們在人口管理的部門上有諸多思考,北京市發展改革委副主任李素芳趕緊抓住“機會”介紹道。

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副總隊長鄔春仙提起了去年的一個調研。她說,調研顯示醫院對人口的吸附作用非常大,1個人進北京看病,會產生4個人的需求。所以我們現在主要做的就是把“數”先搞清楚,給相關部門制定政策提供參考。“為了精確檢測人口數量,我們還從用電量、用水量以及用鹽量來推算人口數量。能做的都在做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骨頭。希望中央可以從資源分布上進行疏導,這可能比北京市自己單打獨斗效果更好。”

無論如何,在人口調控目標的實現上,還有一個政策“落實”的問題。而這離不開一個清晰有效的考核評價體系。委員們建議要把考評激勵的效能體現在減人上,要疏解存量,還要控制增量。此外,考評激勵機制要體現責權一致的原則,準確確認責任主體,義務手段相匹配,考評結果還要大家看的見。

時間已嚴重“超時”,人口調控話題的討論還沒有停歇的跡象。用北京市政協社法委副主任張堅的話說,北京的人口調控是一個復雜艱巨和長期的戰略任務,統一協調的管理體制、順暢高效的工作機制是做好人口管理工作的重要保障。也唯有上下一致、左右協同,同心、同向、同行,才能取得更大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