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社會誠信建設，人們想到的往往是社會生活中存在的大量失信行為，這些失信行為不僅嚴重影響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嚴重破壞市場公平競爭秩序和社會正常秩序，因而必須受到嚴厲懲處。實際上，懲惡僅是一個方面，社會誠信建設不僅應當懲惡，也要揚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建立健全社會征信體系，褒揚誠信，懲戒失信”，《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guī)劃綱要（2014—2020年）》提出要“構建守信激勵和失信懲戒機制”，而日前出臺的《國務院關于建立完善守信聯(lián)合激勵和失信聯(lián)合懲戒制度，加快社會誠信建設的指導意見》則對建立守信激勵和失信懲戒機制做出了具體規(guī)定。這些政策和文件即體現(xiàn)了我國社會誠信建設的一個很重要的轉(zhuǎn)變：從以往單純的懲戒失信轉(zhuǎn)變?yōu)閼徒涫排c守信激勵并重。

曹義孫

社會誠信建設需要“懲惡”。對失信行為進行懲治，這是社會誠信治理的一個直接動因。社會誠信建設首先要保證社會成員能夠?qū)ι鐣\信的遵守有一個底線，這個底線就是必須遵守包括社會誠信法律、法規(guī)、規(guī)章等在內(nèi)的社會誠信制度。隨著我國市場經(jīng)濟的不斷發(fā)展，特別是電子商務經(jīng)濟的快速發(fā)展，虛假交易、價格欺詐、網(wǎng)絡詐騙、劣質(zhì)傾銷等大量失信行為也呈不斷上升趨勢。這些失信行為的存在不僅危及到某一種商業(yè)模式的存在，也對整個國家經(jīng)濟和社會的良性發(fā)展帶來負面影響。懲治失信行為，就是要通過建立完善的社會誠信法律法規(guī)和相關制度，對社會各個領域中的失信行為進行不同程度的懲治，讓失信者為其失信行為付出相應的代價，同時也對潛在的失信者起到警示作用。同時，要通過建立黑名單制度、完善個人信用記錄、建立信用信息公示機制、建立完善失信舉報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形成全方位的立體失信懲戒機制，清除潛在失信隱患，凈化社會誠信環(huán)境。

社會誠信建設亦要“揚善”。在社會誠信建設的初期，通過法律制度對失信者進行懲戒，能夠有效地改善社會誠信狀況。但是單純的“懲戒”有其局限性。孔子說過：“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如果社會成員對誠信的遵守完全是建立在對法律的震懾之下，這種遵守往往是一種他律的被動遵守。特別是隨著社會誠信建設的不斷深入，當社會成員不滿足于對誠信制度的底線式遵守，而對自身誠信德性提出要求時，僅僅依靠對失信的“懲戒”來推動社會誠信建設就顯示出其局限性。因此，社會誠信建設在懲戒失信的同時，亦需要“揚善”：通過提升社會成員自身的誠信德性，進而在整個社會形成人人守信的良好氛圍。一旦一個人能夠做到“慎獨”，具備良好的誠信德性，他對社會誠信的遵守就是一種自律式的主動遵守。因此，我們需要樹立誠信典型，宣揚其誠信德性，為社會成員誠信德性的養(yǎng)成建標桿、立榜樣。《意見》提出要建立包括建立行政審批“綠色通道”、優(yōu)先提供公共服務便利、降低市場交易成本、完善誠信“紅名單”等褒揚和激勵誠信行為的誠信建設機制，肯定誠信道德榜樣的積極價值，褒揚和激勵其誠信行為，這充分表明社會誠信建設對“揚善”的需求。

“懲惡”與“揚善”必須結合。當前，我國的社會誠信制度尚不完善，市場經(jīng)濟機制尚未十分成熟，同時社會成員的道德水準也并非整齊劃一，這些因素決定了我國社會誠信建設的復雜性：通過單一的“懲惡”與“揚善”都不可能實現(xiàn)誠信建設的目標。社會誠信建設不僅要求社會成員遵守基本的誠信底線，而且也倡導社會成員形成良善的誠信德性。“懲惡”意在通過懲戒措施對潛在的失信行為產(chǎn)生震懾，讓社會成員遵守誠信的基本底線，但僅靠懲治失信顯然不足以提升社會成員的整體誠信德性；而“揚善”則是要通過褒揚與激勵，弘揚誠信正氣，激發(fā)社會成員形成誠信德性的自主性。如果沒有對失信行為的懲戒，對誠信行為的褒揚與激勵往往會顯得蒼白，甚至流于形式。與以往的單純懲治失信行為相比，《意見》將懲治失信與褒揚、激勵誠信行為結合起來，提出要構建守信聯(lián)合激勵和失信聯(lián)合懲戒協(xié)同機制，這為社會誠信治理的“懲惡”與“揚善”的結合提供了制度保障，并提出要加強誠信教育和誠信文化建設，這對促進市場主體依法誠信經(jīng)營，維護市場正常秩序，營造誠信社會環(huán)境將會發(fā)揮積極作用。

（作者系全國政協(xié)委員、中國政法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