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常有人說讀人文學科“最無出路”，不易就業，也不實用，還常常因為“你為GDP做了多少貢獻”一類問法啞口無言。

6月25日，華東師范大學學報編輯部舉辦“人文學術變遷與當代社會”學術研討會。在會上，與會學者就人文學術的發展困境與出路展開激烈探討。

“人文學術變遷與當代社會”學術研討會現場。澎湃新聞記者羅昕圖

人文學術發展之困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引馳表示，不僅在中國，近幾年人文學術在日本、歐美都經歷了從中心到邊緣的過程。“我個人對人文學術一直感覺比較有危機。”而對人文學術內部，他也同樣感到隱憂：“在現在的學院體制下，文史哲完全割裂，人文內部很難進行對話。所以內外問題都蠻大。”

“現有學院體制下，僅僅文學內部分工就很厲害，比如研究小說的就不管戲劇，更不用說文學界很多專家對藝術領域完全隔絕。我們有很多學者的研究領域是單一且狹隘的，缺乏綜合性的研究視野。”上海戲劇學院副院長黃昌勇說。

“其實我們談大學體制還不夠，還要談基礎教育。相比西方，我們的高中教育還停留在知識灌輸，高中生的研究性的學術訓練是空白的，學術訓練已經晚了。甚至于現在很多本科生研究生，連系統的基礎學術訓練都沒有。”

黃昌勇還提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總體上還沒能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陰影，本土化理論體系尚未建立，對現實的回應和研究遠遠不夠。“學生答辯時老師總會問，你有理論嗎？什么理論？這些所謂的理論無疑都是引進的西方各種理論和流派或方法，所以現在人文學術研究成果都缺乏繼承，總一下子跳到西方話語理論。”

“之所以覺得所學無價值，除了學院制度等外部因素，還因為得不到同行的切磋印證而落入意義的沙漠。學術共同體分崩離析，各門學問就更經不起世事滄桑，變成‘茴’字的寫法之一。”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郜元寶說，若能“疑義相與析，奇文共欣賞”，還是有希望避免孔乙己式的彼此隔膜的悲哀。

在郜元寶看來，中國現代許多學者并不專門研究文學，卻可以自如地談論文學，許多作家批評家也可以轉而研究其他學問。在那個“救世”之心比今天更切迫的年代，他們的所學并無什么直接的實用性，但他們并不怎么感到“危機”，相反甚至覺得“我輩所學關天意”。

“因此比起孤立地追求某種自以為‘預流’的學問的價值，不同學術路數的‘匯通’也很重要。中國人文學術的前途，或許還是在‘求真’而非爭做‘帝王師’、‘為己’而非‘為人’的前提下坐而論道。間接地收到經世致用的效果固然好，否則也可不必介意。人文學者沒有這種定位和心態，很可能在聽到別人輕蔑的笑聲之前，就已經成了自卑而好面子的孔乙己。”

人文學術的量化評估

張全之表示，當學術論文變成統計數據，而且是靠這些數據的大小來評價學科成就的時候，學術其實已經被懸置了。

“人文學術的危機似乎不言而喻。那么癥結在哪？”陜西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李繼凱直言，如今學術行政化管理、量化評估并未顧及人文學科的特點，也不能提供人文學術發展所需的良好環境和生態。

曾長期從事學校中層管理工作的經歷讓他發現，采取“指標”、“量化”管理辦法原本是為激發人們努力向上而制定的外在標準，但在實施中卻出現了種種偏差：它更多地表現為只注重數量而無暇顧及質量及其它更本質的東西。在以“量化”為指揮棒的圈子里，許多人或單位為了上位或爭取種種實利便采取了許多行之有效的措施，但這類行為本身恰恰缺乏的就是“人文”精神。

重慶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張全之也提及學科評估對人文學術的影響。“評估關乎撥款，大家都憋足了勁弄材料。很多大學已經根據評估指標在制定新的科研獎勵政策了，所以沒有一個高校和學者能置身事外。”他甚至認為中國科研也落入舉國體制之下。

“這種大一統的考核評價方式對崇尚個性、崇尚精神價值的人文學術來說，其規約和限制作用是十分明顯的。” 張全之舉例在全國第四輪學科評估中，國家級教材、“馬工程教材”、“教學成果獎”、“網絡資源共享課”等指標成為評價人才培養質量的硬指標。“而事實上，這些硬指標與實際教學效果并不總是能夠對等。”

又比如，論文、著作是本次學科評估的重要板塊。“我相信評審的時候，評審專家是不會看文章內容的，只看數量和刊物級別。”張全之說，這樣的評估方式必然給當下人文學術帶來強烈的功利主義傾向。

“功利主義就表現在你從政府那里拿到了多少好處，拿得越多，你得到的評價就會越高，像課題、獎項等。再就是數字化。無論師資隊伍或是論文著作，要的都是數據。人們不再關心這些數據背后的精神能量和學術價值，人們只關心那些核心數據。當學術論文變成統計數據，而且是靠這些數據的大小來評價學科成就的時候，學術其實已經被懸置了。”

“這種評估下，人文學術想不發展都難，想發展更難。” 張全之如是說。

人文學者的堅守

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譚桂林認為，今天人文學者沒有必要去埋怨社會受眾對人文學術的冷漠，也沒有必要去討伐自然科學與工具理性的機械，“倒是更應該回過頭來檢視與反思自身面對社會的變化，究竟做了些什么。”

在譚桂林看來，人文學者應該關注的不是自然科學、工具理性與計算思維的擠壓，而是種種偽學術、偽人文打著人文學術的旗號不斷腐蝕人文學術的肌體，它們使人文學術喪失真正的人文靈魂。

所以他認為人文學者應守住三種理念。一是維護學術的純粹性。“這不是說要排斥學者的社會角色，而是強調學者的學術興趣與社會興趣、學術關注與現實關注應該分開。”譚桂林說，人文學者應該像魯迅這樣，既不會為了自己的社會責任犧牲學術興趣，也不會拿學術興趣和學術生命去迎合甚至取媚于自己的社會角色。

二是堅守學術的生命性。“科技為人類的生命健康與延伸服務，社會科學為人類生命的組織方式與管理結構提供參考模式，只有人文科學才真正關心人類個體生命的存在方式與存在狀態。”譚桂林表示，人類個體生命千差萬別，無法量化解讀，也不能模式化處理，只能由注重個性化的人文學術去詮釋。

三是堅守學術的尚善性。“近年來自然科學思維對人文學術的一個霸凌性影響就是對人文學術創新性的強調。‘全民創新，大眾創業’的時代口號對大小學者要求創新，對博碩論文要求創新，甚至對本科生的學位論文也要求創新。”

“這種要求顯然是不切實際的。求真求實是所有學術活動的基礎。在這一基礎上，科學技術活動的終端是物質產品，追求目標當然就是創新，可人文學術活動的終端不應只是物質產品，而應該是一種精神，一種理念，所以人文學術的且標不能只是創新，而是要求善。”

譚桂林相信，由于自身的精神性，人文學術終究會有一片自己的領地，“現在的問題不在于有沒有這塊領地，而在于從事人文學術的人有沒有自己的領地意識。”

李繼凱則認為，要切實促進人文學術的發展，亟待加強和建構“新國學”。他從新、化、通（即整合創新、化成現代及臻于“五通”）這三個方面展開論述，其中的“五通”是會通中西、融通古今、打通雅俗、貫通文理和溝通左右。“這‘五通’對于建構‘新國學’的價值意義，對于化解二元對立思維模式或避免斗爭釀成異化惡果尤其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