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據微博網友爆料并發布視頻稱，5月21日在深圳寶安西鄉流塘大門口，兩名女孩出去逛街過馬路時，被警察檢查身份證，后被依法強制傳喚。在去派出所的路上一人偷偷錄下了一段視頻，視頻中是一名警察跟兩個女孩的對話。雙方爭論中，穿制服的警察質問女孩：“你沒有身份證，還不接受調查!”“我懷疑你是個男的，你上女廁所干嗎？”“今天就是你自己犯賤?！薄拔乙涯銈兏切┬⊥?、艾滋病、強盜關到一起去，讓你們享受去……”目前，寶安警方已經公布處理結果：當事民警停止執行職務，馬上參加學習班，然后進一步處理。寶安公安分局局長周兆翔對兩名當事人進行賠禮道歉。同時，也向全社會道歉。

在這一事件中，人們的目光都聚焦在警察的執法權與民眾的合法權之間的關系上。眾所周知，各國的法律都承認警察在維護社會秩序時享有使用合法暴力的特權。為了維護秩序、懲治違法或犯罪行為，警察采取強制手段被認為是必要且正當的。但警察行政強制權的行使也不能損害民眾的合法權益，這樣的強制傳喚手段也必須受到必要的限制，必須符合依法行政的應有之意。

首先，警察執法權必須來自法律的授予，其基本的執法理念就是：“對警察權來說，法無授該禁止。”其次，執法者必須嚴格遵守法律的程序，不得恣意枉為、簡單粗暴。就這一事件來說，至少有三個問題是值得討論的：一是什么情況下警察可以查驗公民的身份證件、盤查公民？二是什么情況下警察可以將公民強制帶到公安局（留置盤問）？三是面對警察的查驗和盤問，公民該如何做才叫服從、配合？

《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法》第15條明確規定：“人民警察依法執行職務，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經出示執法證件，可以查驗居民身份證：（一）對有違法犯罪嫌疑的人員，需要查明身份的；（二）依法實施現場管制時，需要查明有關人員身份的；（三）發生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突發事件時，需要查明現場有關人員身份的；（四）在火車站、長途汽車站、港口、碼頭、機場或者在重大活動期間設區的市級人民政府規定的場所，需要查明有關人員身份的；（五）法律規定需要查明身份的其他情形。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拒絕人民警察查驗居民身份證的，依照有關法律規定，分別不同情形，采取措施予以處理。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扣押居民身份證。但是，公安機關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執行監視居住強制措施的情形除外?！贝藯l規定既明確了警察查驗公民身份證的情形，也明確了查驗時必須遵守的程序規則，以及對拒絕查驗的處理。

再者，強制帶離現場到派出所進行留置盤問是一種非常嚴厲的強制措施，警察在行使這項權力時必須堅持最小損害原則，必須限于為維護社會秩序所必要的最小限度，其條件和形態要與因秩序被違反而產生的障礙程度相當。人民警察法第9條明確規定：為維護社會治安秩序，人民警察對有違法犯罪嫌疑的人員(被指控有犯罪行為；有現場作案嫌疑；有作案嫌疑身份不明；攜帶的物品有可能是贓物。共四種情形)可以將其帶到公安機關，經該公安機關批準，對其留置盤問。

我們知道，行政執法的程序體現為一種公權力的運作模式，警察執法權由于具有與市民社會直接接觸因而極易對私權加以侵犯的特性，加之其自由裁量的空間很大，所以更應該在陽光下運行，更需要執法程序的嚴格規制，否則就有違依法行政的本意。正義不僅要實現，而且應當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設計執法程序的價值正在于此。并且，在法治國家建設中基于公權力與私權從傳統對立逐步走向溝通、合作發展的社會趨勢，行政執法機關必須探索適合我們這個社會價值理念的執法方式，在堅持依法執法的前提下，以靈活、柔性、溝通的行為方式執法更能有效實現行政管理的目的，即使行政管理相對人存在違法行為，我們在實施行政執法權時也不能不考慮民眾的可接受度，不能不考慮“三常原則”（常理、常識、常情）在具體執法中的運用，不能不考慮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

最近，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審議通過了《關于深化公安執法規范化建設的意見》，其中強調：“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項執法活動，每一起案件辦理中都能感受到社會公平正義。”寶安警方的即時處理，寶安公安分局局長周兆翔對兩名當事人進行的賠禮道歉，都傳遞了執法機關推進執法規范化進而夯實法治信仰的決心。公安部門的及時處理意味著把少數不規范的執法者與絕大多數遵紀守法的民警切割開來，不讓少數人的違法行為綁架整個公安隊伍的聲譽，讓規范執法的民警在未來的行政執法中更加理直氣壯。執法的規范化不僅保護管理相對人，也同樣保護了執法者本身，正如17世紀英國牧師、詩人約翰·多恩所說：“沒有人是孤島，每個人都是整片大陸的一部分……”（王學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