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治國理政的重大部署，也是一場自我革命。取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完勝，離不開法治的保障。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法治的保障，需注意哪些問題？近日，記者在第三屆“法治中國·湘江論壇”上，采訪了中國行為法學會會長江必新。

江必新

記者：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什么離不開法治的保障？

江必新：一方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戰略布局的大背景下實施的。統籌協調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與全面深化改革的關系，要求我們不能違反法治原則來進行這場改革。否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可能成功，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戰略布局也會受損。另一方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法治的助力：突破原有的阻礙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和制度客觀上需要“變法”；新的政府與市場關系和政商關系需要用法律關系來固化；預防和降低經濟風險需要借助法律的可預期性； “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項任務的完成需要借助法治的強制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成果需要通過法治化加以固化，等等。

記者：如何處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法治的關系？

江必新：不是什么樣的法都能實現有效治理，也不是什么樣的法治都可以保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成功。要使法治發揮應有的保障作用，首先需注意的是法治要給改革留有足夠的空間。法治受制于特定社會，也受制于經濟發展的歷史階段，法治的發展不能超越其所處的社會和時代。法律本身的內在限度又決定了法律往往滯后于快速變化的時代環境，特別是在改革的大背景下，一些經驗有待積累，一些改革的成果需待檢驗，如果一切都用法律規范固定下來的原有制度來檢視或“放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可能阻滯改革的進行。因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大的改革舉措必須于法有據，但同時立法、執法部門也要主動適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需求，在立法方面要抓緊立改廢釋并舉，在執法司法方面，要在法律范圍內，正確運用裁量權，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條件。

記者：您強調法治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間的關聯性，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變法”。在“變法”的過程中，如何把握這個度？

江必新：實現良法善治是法治之基本要求。只有良法善治才可以實現改革的最終目的。在“變法”的時候，要尊重經濟發展的規律；與中國當前面臨的經濟新常態相契合；注意借鑒吸收國外所有可借鑒的有益的經驗；全面正確認識、深刻分析我國經濟當前面臨的各種問題和難題，用法治手段來回應社會需求。同時要充分發揚民主，以正當的立法程序匯聚民意，實現民主立法，科學立法，保持法律與時俱進，提高法律規范的質量和可操作性。只有這樣，法治之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是正能量而不會是負效益。

記者：如何保障法治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良性互動？

江必新：處理好法治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系，必須讓正當性在兩者之間有效循環并進行雙向建構，進而維持兩者的良性互動。如果法治缺少科學性和適應性，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會受其阻，也會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正當性資源被不斷透支和耗散，導致兩者之間互動不足。如果改革的措施缺少正當性和科學性，法治的保障作用就會與經濟發展南轅北轍。總之，一方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注意規范化、程序化、制度化，另一方面法治也要進行適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