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6月12日《華商報》報道，端午節前，陜西安康市新建的25個公共自行車站點啟用，市民可通過辦卡和掃碼支付押金租車。然而從6月8日到10日僅3天，掃碼租車服務即被叫停。理由是掃碼支付的押金不好管控，露天站點的二維碼可能被涂改而導致用戶資金被盜。有市民認為，公共服務不是兒戲，先前咋沒考慮周全？

無獨有偶，同一天的《瞭望新聞周刊》聚焦各地短命政策，比如，2013年初北京曾出臺“闖黃燈視為違反交規，記6分”的政策，執行5天即宣布暫停；2016年3月沈陽試推購房新政，對畢業未超過5年的高校、中等職業學校畢業生在沈購買商品房的，公積金連續繳存時限由6個月降為3個月，且實行“零首付”，試行不足半日就被叫停……近來比較“著名”的短命政策還有今年初A股市場施行的“指數熔斷”，以及剛剛叫停的張北草原天路收費。

通常理解，政策在其頒布實施的范圍內是具有普遍約束力的，也正因為這種約束力對公眾可能產生的影響，政策應該具有一定的嚴肅性、科學性和穩定性。朝令夕改、“翻臉比翻書還快”的政策太過任性。

短命政策緣何頻頻出爐？

首先，緣于拍腦袋決策，決策不講程序和規矩。一些地方，領導一句話就能出臺一個政策，不調研、不論證、不集思廣益。有的地方決策時忽視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可能遭遇的復雜問題，盡管初衷很好，但是效果不佳，只能無疾而終。

其次，緣于閉門造車。公共政策是面向公眾的，公眾身在其中，了解內情，完全具備建言獻策的基礎和能力。打個比方，要給百姓做鞋，總得知道對方腳多大、需要哪種款式、喜歡什么顏色吧？雖然不可能一一滿足每個人的想法，但大多數人的共同意見總該尊重吧？如果屢屢讓百姓“削足適履”，必然會招致不滿。

第三，緣于法治意識淡薄。有些政策所針對的事情根本不該政府干涉，讓市場去調節即可，有時政府甚至無權伸手；有些地方官員不具備基本的法律素養，不知道下位法不能與上位法相沖突，總覺得“我的地盤我說了算”“我說的就是法”，出臺的個別政策、規定每每與國家法律相抵觸。

最后，決策失誤、影響惡劣，“收回成命”便是了，沒有問責和追究，這也是短命政策屢屢出爐的重要因素。

短命政策不時出來折騰，對社會影響幾何？今天指東明天打西，今天“狼來了”，明天“狼沒了”，每一次大張旗鼓之后迅速偃旗息鼓，政府的權威和形象就這么一點點被折損。更重要的是，個別官員犯錯，往往是公眾和社會為其埋單。那些被浪費的各種資源、被折騰的不特定人群、被消耗的信任，都得慢慢“療愈”。

對此，公眾詬病已久，一些地方和部門也在改進。相比多年前，政策朝令夕改、短命紀錄被刷新的情況總體在減少。不少地方和部門在制定政策之初，都會進行相關調研，注意“開門立法”、公開征求公眾意見；聽證會制度從最初的全票通過、無人反對，發展到今天有聽證代表敢于說不，據理力爭，甚至某個政策會因為反對聲音強大而暫緩出臺；一些地方還出臺了重大行政決策事項在完成決策動議、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等程序后，還須經政府法制機構進行合法性審查的規定，等等。

保證科學決策，減少或杜絕短命政策，讓每一項政策都經得起時間和實踐的考驗，不走彎路、歧路，一方面要推進決策程序、方式的規范化、制度化；另一方面要消除官本位和權力至上，尊重公民權利，嚴格依法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