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國際兒童節這天，鄭州一名作文輔導班的教師彭幫懷再次為小學生語文課本走上法庭。在此之前，他已經因教材打了10年官司，提起訴訟近20次，出庭10次，但從未勝訴。彭幫懷也因此被稱為“糾錯教師”。

這一次，他以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蘇教版）小學語文教材存在368處“瑕疵”和一項產品缺陷為名，將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和河南省新華書店發行集團有限公司中原圖書大廈告上法庭。

15時，鄭州市金水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了這起特殊的產品質量糾紛案。經過近4個小時的庭審，法院宣布擇期宣判。

經過這么多年的“戰斗”，彭幫懷說他已經有了免疫力。“這次，不管是敗訴還是勝訴，我都不會太在意，重要的是我將教材的這些問題提了出來，我相信真理會越辯越明。”彭幫懷用塑料繩將12冊教材捆好，拎出了法院。

寫信反映情況“石沉大海”

彭幫懷1988年師范畢業，當了10年的小學語文教師。后來，他離開學校，在鄭州辦了作文輔導班。

2015年，彭幫懷在翻查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發行的2015年修訂版小學《語文》一年級至六年級上下冊，共12本教材時，發現了368處“瑕疵”和一項產品缺陷。

彭幫懷說，“瑕疵”主要是指錯別字和表達不充分的話等，而產品缺陷主要是作文教學沒有完全按照《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以下簡稱《新課標》）編寫，可能會造成使用者按教科書學習作文卻學不會作文的情況出現。

彭幫懷將他找出的368處“瑕疵”作為證據向法庭提交，這些“瑕疵”的依據是《新課標》。

彭幫懷向記者舉例，在蘇教版的小學六年級下冊語文課本中，古詩《石灰吟》第一句為“千錘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而人教版及《新課標》中均為“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

還有盤古開天辟地的這篇課文中，蘇教版有一句“一個叫盤古的大神，一睡睡了十萬八千年”，而在人教版的教材里寫的是“一萬八千年”，兩者不一致。

“再比如在六年級上冊的語文課本第7頁，有這樣一道問答題，‘仿照這首詩第二至第六節寫一到兩節’。”彭幫懷指著教材說，“這句話讀了之后讓人不知所云，屬于病句。”

除了這些，在這套教材二年級上冊的《一株紫丁香》一文，作者是于旭，而人教版作者卻為滕毓旭。為此，彭幫懷專門與作者聯系核實過。“作者回復我說，由于蘇教版在同一冊教材中使用他兩首兒童詩，編輯建議他將其中一首另署筆名”。

彭幫懷認為的“瑕疵”還有很多，雖然有些問題值得進一步商榷，但他堅持認為，不應該將爭議引入到中小學課本中，“在基礎教育階段，教材應該盡量統一，便于將來全國統考”。

彭幫懷說，這些年，他把在教材中發現的問題都整理了出來，也曾給出版社寫信反映，但都石沉大海，他最終只好選擇訴諸法律。

期待已久的開庭審理

2015年8月，彭幫懷向鄭州市金水區人民法院提交訴狀，法院宣布立案。

2015年9月底，彭幫懷又致函教育部，依法申請教育部公開審定蘇教版小學語文教材（2015年修訂本）的相關信息。

當年10月，彭幫懷收到回復：“目前教育部正組織對義務教育課程標準《語文》教材進行修訂審查，教材正在審查中，各版本教材尚未審定，因此尚無教材修訂本審定的有關文件。”

彭幫懷不服，又申請行政復議。

今年1月6日，教育部行政復議辦公室答復稱，“經與基礎教育二司溝通，相關教材在2001年～2004年經教育部審定通過使用，為使教材更加完善，編寫組對個別內容進行了微調，并在書脊處加印了‘2015修訂本’字樣，但未向教育部報備。”

獲得“未接到微調報備”的回復后，彭幫懷大吃一驚，“也就是說，這個教材使用了15年，一直在改，但這些改動都沒有得到教育部的審定”。

彭幫懷拿出新老版本的教材對比后發現，蘇教版小學語文教材2015年修訂本與該版本初審通過（2001～2004年）的教材相比有不少刪改之處，據其不完全統計，僅增刪的課文就有19篇。

《中小學教材編寫與審定管理暫行辦法》第四條規定，“編寫教材事先須經有關教材管理部門核準；完成編寫的教材須經教材審定機構審定后才能在中小學使用”。彭幫懷據此認為，蘇教版小學語文教材（2015年修訂本）是未經教育部審定的非法出版物。

1月6日，鄭州金水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彭幫懷狀告蘇教版小學語文教材有缺陷一案。收到教育部的答復后，彭幫懷在法庭上增加了新的訴訟請求：“對所購教材退一賠三，責令召回本案所涉及的非法出版物，并要求判決被告公開道歉。”但是，出版社方面提出了異議，法庭宣布延期審理。

6月1日，該案再次開庭，彭幫懷又增加了一條訴訟請求：就本案所涉問題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河南省新聞出版廣電局、江蘇省新聞出版廣電局、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等行政主管部門發出司法建議函。建議有關行政部門就本案所涉問題依法處理，完善教材的管理評價機制，比如第三方評估等。

“無證據證明教材有問題”

法庭上，作為被告之一的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代理律師答辯稱，該套語文教科書系教育部基礎教育教材審定工作辦公室審定的教材，是合法出版物。彭幫懷稱教科書存在產品缺陷是個人意見，未經有關部門認定。并且，彭幫懷現有證據不足，不足以證明教科書內容違法或質量不符合行業標準，因此，教科書并無產品缺陷。

對于彭幫懷所訴教科書沒有按《新課標》編寫，出版社認為，彭幫懷對教材編寫工作進程的認識不足。代理律師表示，教育部雖然在2011年出臺了《新課標》，但是對語文教材的編寫和送審工作從2013年開始，直至2016年才通知，自今年秋季起，使用按《新課標》編寫的教材，之前一直沿用老課標的教材，這是遵照教育部要求的。此外，在教科書上封面及編寫說明里，都注明編寫依據為2001年課標。

“按照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原告應當對其起訴的涉案產品存在質量問題承擔舉證責任。”出版社代理律師認為，產品是否有質量問題，不應當由彭幫懷個人認定，應當由權威部門或有關行政主管部門認定，但是在法庭調查過程中，彭幫懷并無該方面的證據。

對于彭幫懷一直訴稱“案涉出版物為非法出版物”的說法，出版社代理律師也不認同，“非法出版物是未經新聞出版部門或有關部門批準發行的，而案涉的圖書是經過合法的批準手續，履行了正常的報批義務，有合法書號。”

另一被告方河南省新華書店發行集團有限公司中原圖書大廈代理律師認為，由于彭幫懷此前已經多次就教材問題向法院起訴，法院均判其敗訴，按照“一事不再理”的原則，應駁回彭幫懷的起訴。

曾就教材封面“植入廣告”打官司

事實上，這已經不是彭幫懷首次與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打交道”，早在2006年，他就為蘇教版語文教材挑出60多處標點符號錯誤。

2013年4月，彭幫懷曾就蘇教版小學四年級語文課本封面涉嫌植入廣告，向北京海淀區人民法院提交訴訟材料，引起輿論關注。

在該冊課本封面上，兩名小學生向醫護人員獻花，背景是一棟標示為“博愛醫院”并帶有紅十字標志的辦公樓，封面上端注明“經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2003年初審通過”“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

彭幫懷認為，將特定醫院名字打在教材封面的行為，屬于典型的植入廣告。他認為這樣會給使用者及社會帶來極其嚴重的后果，要求被告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河南省新華書店發行集團有限公司退還原告購書款12.49元。法院最終并沒有受理彭幫懷的訴訟請求。

2013年4月，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負責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這本教材最早在2001年就已經啟動編寫工作，2003年正式投入使用，全國有12個省份選用了這套教材，之所以取名“博愛”醫院，是為了弘揚一種大愛精神，傳遞非典期間眾志成城抗擊病魔的正能量，該封面與內文中《永遠的白衣戰士》等課文是相互結合的。

至于“博愛”二字，該負責人稱，“當時‘博愛醫院’并不像現在這樣有名，也壓根兒沒有想到要借用或者是植入該醫院的名號，去年媒體最早曝出該問題后出版社方面已對封面進行了調整，將刪除‘博愛’二字。”

但彭幫懷提供的蘇教版小學四年級語文課本（2015年修訂本）顯示，“博愛醫院”依舊出現在該冊課本的封面上，彭幫懷將其列入了368處“瑕疵”的明細中。

“挑錯”走過十個年頭

今年，是彭幫懷為小學語文教材糾錯的第10個年頭。

提起為教材“糾錯”的起因，彭幫懷說，“2006年的一天，一個學生家長來接孩子時忽然問我，四年級教材上標點符號的使用跟三年級不一樣了，到底該以哪個為準？”

彭幫懷聽了之后不以為然，覺得是家長搞錯了。在家長的一再堅持下，彭幫懷拿出蘇教版小學語文教材對比發現，確實在同一套教材里，三年級和四年級課本的寫作示范中出現了標點符號占格不一致的情況。

“這個問題說大不大，但說小也不小，這會讓孩子對標點符號的使用產生疑惑，尤其是在寫作文的時候，他們會弄不清楚標點在規范的使用中應該如何占格。”彭幫懷說，從此以后，他開始反思質疑。

還有一次，因為教材的版本不同，有家長質疑老師教錯了，找到彭幫懷要求退費。“這挑戰了我作為一個老師的底線，小孩是耽誤不起的”。

彭幫懷開始仔細翻閱這些教科書，發現除了標點符號，教材中還有錯別字、語句不通，以及不同版本之間的矛盾沖突等。

接下來的兩年多里，他一直向各相關部門投訴反映，與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教育部都打過交道。

但是，彭幫懷一直未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結果，他開始跟出版社打起了官司。

2010年，同樣是糾錯，他將人民教育出版社告上法庭。最終，法院認為教材合格，駁回了彭幫懷的起訴。

“法院只對教材的合法性進行審查，至于質量的監管不在他們的審理范圍。”彭幫懷說，這10年來，他起訴出版社近20次，出庭11次，而這些官司也大多以敗訴告終。

“沒有機構來鑒定合格不合格。”彭幫懷認為，這是他敗訴的最主要原因。

“據我所知，到現在為止，我國還沒有一個關于文字鑒定的法定權威機構。教材封面上提到的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是個臨時機構，不是常設機構。”彭幫懷說。

對于此次起訴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彭幫懷也坦言，“召回有‘瑕疵’的教材是不可能的，但如果能推動教材管理體制發展，如第三方監管等，我的心愿也就實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