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口碑最佳”的國產電影，莫過于中國第四代導演吳天明的遺作《百鳥朝鳳》，由于制片人的特殊舉動，這部在藝術水準上并不出彩的作品已經被祭奠成為一曲技藝與鄉愁的挽歌，當然也收獲了不少票房。

值得注意的是，除去傳統與現代化、城市倫理與鄉村秩序的常規討論之外，還有一個電影之外的問題也引發了不少人的關注，即嗩吶這種樂器到底起源于何時何地？

嗩吶起源于波斯？

提起嗩吶，恐怕在大多數中國人的印象里，它和笙、簫、古箏、琵琶等樂器一樣，屬于“傳統民族樂器”。但若認真溯源的話，正如有媒體文章已經提到的那樣，嗩吶實際起源于古波斯地區。

這種學術觀點主要來自日本音樂學家林謙三，他在《東亞樂器考》這部著作中指出：“中國的嗩，出自波斯、阿拉伯的打合簧（復簧）樂器蘇爾奈。”“嗩這名字的音韻，就表示著是個外來的樂器。其傳來時期，文獻上不能上溯到明初以前。”“這樂器本是發生在西亞的。隨著回教的東漸而流布于中國、印度及其近鄰地區，以及南海。”

嗩吶是波斯人的發明，這種說法本來在上世紀80年代以前早已成為中國音樂學界的共識，而且也為許多百科讀物沿用，包括如今百度百科的“嗩吶”辭條也明言：“公元3世紀，嗩吶由波斯、阿拉伯一帶傳入中國。”

Zamr是嗩吶這類樂器的阿拉伯名稱

直到1984年，新疆藝術研究者周菁葆發表了論文《嗩吶考》，他根據新疆克孜爾石窟第38窟壁畫中所謂的嗩吶圖像，認定嗩吶最早產生于新疆，之后由突厥族傳至阿拉伯、印度，又向西傳至北非和歐洲。最后結論是流行于中國新疆的嗩吶先于阿拉伯地區兩個多世紀。此說出現后，一時間頗為流行，很多著述、大型畫冊開始強調嗩吶的新疆起源。

顯然，周菁葆這一說法的關鍵證據在于克孜爾石窟第38窟的“天宮伎樂圖”，正所謂“有圖為證”，然而遺憾的是，這幅圖像中顯示的帶喇叭口的豎管樂器并非嗩吶，而應是古代龜茲國（今新疆庫車一帶）的一種叫做篳篥的傳統樂器。

那么為何有那么多學者據此認為壁畫上的樂器就是嗩吶呢？原來他們看到的圖像已經并非原狀！

關于克孜爾石窟的“嗩吶”是一樁持續近20年的學術“公案”。1999年12月，龜茲石窟研究所的霍旭初先生在《新疆藝術》上發表《克孜爾“嗩吶”的真相》一文，交待了這樁“公案”的來龍去脈。

自從嗩吶新疆起源說問世以來，霍旭初便根據自己的學術判斷堅持認為壁畫上的樂器是篳篥或它的變形樂器，但始終沒有找到反駁嗩吶說的鐵證。1985年他陪同日本著名音樂史家岸邊成雄訪問克孜爾石窟，仔細研究壁畫上樂器的每個細部，這才發現“樂器的直管部分和喇叭口部分的色彩有較大的差異”，自此懷疑“喇叭口”為后人添加。

“過了較長的時間，一次我在觀察這幅‘天宮伎樂圖’下方的佛說法圖時，突然發現，在一位菩薩的胸前和頭光上用赭石色畫出了橫長線兩條和短彎線數條，顯然是一個人的胳臂形象，其比例與原菩薩的肢體完全不合，重要的是這些線繪在菩薩身上顏色脫落的底泥和殘存的原色上。毫無疑問這是后來畫上去的。而這些赭石色線與那個喇叭口的顏色完全一樣。這個發現更加深了我的懷疑，經過反復對比，我確認喇叭口和菩薩身上的線是后來畫上去的。那么是什么人干的呢？可以肯定，能用與原來色彩接近的顏料繪畫者，定是搞美術的人，而且是現代人。因此我作了力所能及的調查。據了解，六十年代始，有數批北京、河北、敦煌、新疆等地的美術工作者和美術學院的學生先后到克孜爾石窟臨摹壁畫。克孜爾石窟的老人曾介紹有的美術學院的師生不遵守臨摹壁畫的規矩，有破壞壁畫的現象，但是說不出具體的人來。”

盡管霍旭初通過自己的調查，已經基本認定“嗩吶”壁畫是經過后人“加工”的，但除了經驗推斷之外，還是沒有更具說服力的證據出現。直到1998年10月，德國柏林印度藝術博物館館長雅爾狄茨到克孜爾石窟訪問，贈送給新疆龜茲石窟研究所一批德國保存的克孜爾石窟的照片資料，其中就有1906年德國探險家格倫威德爾、勒柯克等人在克孜爾石窟剝取壁畫前的38窟的原狀照片。經過對比，真相終于大白，壁畫原狀照片中的樂器根本是沒有喇叭口的。

克孜爾“嗩吶”壁畫原照（上）與現狀對比

自此，嗩吶新疆起源說便不攻自破了。

漢代已經有豆腐？

如果說克孜爾石窟壁畫的例子還有學生搞“惡作劇”的嫌疑，那么下面這則給文物“添油加醋”的公案則是由正兒八經的學術問題引發的。

豆腐是中國人民異常喜愛的常見食材，但制作豆腐的技術是究竟何時被國人發明的，在學界卻一直備受爭議。判定某種古代物質文化的最早出現時間，無外乎通過文獻記載、出土實物或者圖像這三類證據。

目前從文獻上看，能夠確切證明豆腐出現的，是北宋初年《清異錄》中關于青陽丞戢“日市豆腐數個”的記載。從書中可以得知，豆腐在宋初已不算貴重的食物，因此發明的時間應當更早。但具體早到何時，卻因為沒有證據而無法斷定。

出土實物呢？普通人不難想見，像豆腐這種不易保存的食物，在考古工作中被發現的可能性是極小的。于是確定豆腐起源時間的希望就都寄托在了古代圖像材料上。

1960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密縣打虎亭發掘了兩座東漢晚期的墓葬。自1982年起，農業考古專家陳文華數次前往河南密縣，對打虎亭1號東漢墓東耳室南壁畫像石（以下簡稱“打虎亭畫像石”）圖案進行拍照、手繪。

陳文華在1991年第1期的《農業考古》上發表《豆腐起源于何時》，認為打虎亭畫像石比較清晰地呈現出人們制作豆腐的場面。根據他的解讀和對畫像石所做的摹本示意圖，似乎無可懷疑地證明，中國人制作豆腐的技藝至少在東漢已經相當成熟。

這樣一來，就把豆腐的發明一下子提前近800年，一時追隨、引述者頗多。然而直到1996年，著名文物學家孫機發表《豆腐問題》（載《尋常的精致》，遼寧教育出版社），不久后又發表《漢代有豆腐嗎》（《中國文物報》，1998年12月16日），對陳文的觀點提出犀利質疑，批評的聲音才逐漸多了起來。

與嗩吶新疆起源說一樣，豆腐漢代起源說的唯一證據就是打虎亭畫像石這幅圖像，假如畫像石上描繪的作坊場景并非做豆腐，那么豆腐漢代起源說自然也就無法成立。

例如，孫機在反駁文中就認為打虎亭畫像石上表現的內容實為釀酒，“在既無記載又無實物的情況下，一項旁證必須特征鮮明，才能得以確認。可是這部分圖像中卻并未出現制作豆腐用的主要設備：磨。做豆腐的工序是：先磨豆子，再煮豆漿，然后點鹵凝結，最后榨掉多余水分，制出成品。”

打虎亭畫像石之陳文華摹本

然而我們根據陳文華的畫像石摹本，可以看到其中第2部分好像的確是一個石磨。為什么孫機說并沒有磨呢？原來問題就出在陳文華論文所附的摹本上。如果我們仔細觀察“打虎亭畫像石”原拓片，便不難發現其中的微妙所在。

打虎亭畫像石之原拓片

通過對比原拓片和陳文華摹本，原來第2部分的“一個曲腹盆被摹成兩扇直壁的磨”，因此孫機直言“陳摹本是不忠實的”。“對于陳先生的用意固不便揣測，可是他摹出的曲腹盆不僅下部與原圖有較大出入，盆上部的口緣也不知去向。盆旁之人身上的一段衣紋，本與盆不相干，卻被畫成磨的手柄；甚至連放盆的圓臺之上沿，也很知趣地位‘磨柄’讓路，而向下扭曲。總之，此盆面目全非，通體已根據磨的形制改造了。”

圓臺上的器物對比

當然關于打虎亭畫像石與“漢代有沒有豆腐”這個問題，除了石磨之外，還有其他疑點，在此不贅。但陳文華摹本“改造”原作的證據已經非常明顯，即使是沒有經過學術訓練的普通讀者也能一眼看出。

為什么文物也“騙人”？

自從王國維在上世紀初提倡“二重證據法”以來，在歷史研究中把考古材料與傳統文獻相對證的方法早已成為學界常識。然而上述兩例說明，和傳統文獻一樣，學者們在運用出土文物或圖像材料的時候，同樣要注意辨偽工作，不能僅憑“有圖為證”、“眼見為實”，就輕易認定某一結論。

其次，不管那些對原作進行“加工”的人出于有意還是無意，不管嗩吶起源新疆還是漢代已有豆腐，背后其實都隱藏著中華文明博大精深、源遠流長，諸多發明“古已有之”的集體無意識。在普通民眾中，這種“崇古”心態更是根深蒂固，似乎把中國的歷史以及各種發明推得越早越好，仿佛年代越早，作為中國人就越有優越感。

劉鳳君教授“破譯”出的骨刻文字：鳳

類似的案例，還有前些年炒作的“骨刻文”，以山東大學教授劉鳳君為代表的一批學者，號稱在山東龍山文化遺址發現了“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并“將中國文字產生和使用的歷史提前了1000多年”。然而根據古文字專家和權威學者的意見，他們早已明確表示所謂“骨刻文”絕非文字，不過是一場自娛自樂的鬧劇。

當然除了傳統觀念之外，各種經濟利益與學院競爭也是很多人讓文物出來“騙人”的重要因素，不過此類動機不便揣測，只好點到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