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汶川地震8周年紀念日。

8年間，中國民間救災力量成長迅速，在雅安、玉樹、魯甸地震等重大災害救援中發揮重要作用，還走出國門，支援尼泊爾、厄瓜多爾地震等災難救援。

這一歷程的重要見證者南都公益基金會（簡稱“南都”）很少在救災新聞中出現———資助型基金會并不直接參與救援行動，卻發揮重要作用。

如何通過提供資金、能力甚至機制方面的支持，推動民間救災迅速成長？南都走了一條不尋常的路。

最早支持行政與人力成本

2008年5月13日，汶川地震震后第二天，南都發出中國民間組織抗震救災行動聯合聲明，并得到168家民間組織的響應。

兩天后，南都的理事會決定拿出1000萬元資金，支持民間組織開展災害救援與災后重建。

這筆資金很大一部分用在了接受資助的社會組織的人力和行政成本上，而彼時不少基金會還在忙著組織隊伍往災區送米送水，為災區修橋修路。

南都通過調查發現，社會組織開展救援、重建等行動會產生人力和行政成本，有的項目的成本甚至很高。為此，南都調整資助方向，成為最早提供此類資助的基金會之一。同時，該基金會明確表示，不限制受資助項目行政成本的百分比例。

從這場地震開始，南都在歷次重大救災活動中，通過支持社會組織的人力和行政成本，助其開展業務，成為慣常做法。

2012年，民間組織發起的彝良救災聯合行動得到南都的資助；2013年，成都的公益組織啟動雅安地震420聯合救援行動，同樣獲得這家基金會的資金支持。2014年，魯甸地震發生后，南都同樣支持了民間組織救災大本營的運轉。

“吃飯的經費、對普通志愿者開展專業培訓的成本、志愿者的津貼等從何而來？我們嘗試解決這些問題。”南都救災項目官員馮元說。

支援在地社會組織建設

3年間，四川雅安本土的社會組織多了四五十家，大部分由地震催生出來。

如果觀察成都的社會組織，其中大部分也都是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誕生的，云南魯甸亦然。

這恰到好處地映射了南都的“正面災害觀”——災害會觸發形成一定數量的自救與互助性組織，并與外來社會組織成為了政府主導救災的有效補充。

南都非常重視對在地機構的支持。在魯甸，該基金會與中國扶貧基金會、香港樂施會聯合資助當地社會組織。

2015年底，雅安市群團組織社會服務中心拿出500萬元用于招標，鼓勵雅安本土社會組織開展社區服務項目。政府購買服務本是好事，卻面臨難題———本地社會組織能力相對較弱，難以提供高質量的服務。為此，南都聯合壹基金，匹配部分資金，用于提升這些組織的能力。成都“愛有戲”獲得了南都的資金支持，這家組織至今共為雅安在地社會組織提供了4期能力培訓。

“支持在地社會組織發展，尤其是通過聯合資助的方式進行支持，是南都探索社會組織參與災后重建的重要方式，也是發揮資金‘杠桿效應’的嘗試。”馮元說。

政社合作邁出重要一步

幾乎在每次地震災害救援中，民間救援隊伍所依賴的救援信息都是混亂無序的，由此導致的重復救助、救災盲點現象并不少見。

目前較為準確的卓明災害簡報在近年來歷次災難救援中起到重要作用，但其信息仍存在“點有余面不足”、滯后的缺陷。

最準確和及時的信息在政府手中，政社合作成為必然。2013年，雅安地震救援中，南都、中國扶貧基金會、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會、愛德基金會、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等聯合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在雅安一家簡陋的招待所內成立了基金會救災協調會。

在救災一線的基金會從此有了一個救災協調的機制，不僅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基金會之間的項目“撞車”，也使得與政府之間的對話協商更加高效。

基金會救災協調會由此固定下來，至今已舉行多次聯席會議。2015年9月，南都資助該協調會成員的救災項目官員赴美考察，回國后開展分享活動。民政部相關部門官員在聽了分享后拍板說，要和該協調會嘗試合作，尤其在信息共享及應急聯動層面。

這一決定變為現實。今年5月5日，首次社會力量參與救災桌面演練在京舉行，南都等多家基金會參與演練，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通過信息平臺支持引導有關社會力量發揮專業特長和優勢，有序參與災情收集和快速評估、應急響應、過渡安置、恢復重建等工作，協同開展救災行動。”同時，民政部表示，將設立社會力量參與救災協調服務中心。

南都高級項目總監宋波有點激動地表示，從民政部救災司的層面，已經認識到“政社之間有了合作的可能性，我們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副院長張強如此點評：“由此開啟的政社合作、社社合作以及未來的社企合作都將是中國社會治理創新歷史上的重要節點。”

助推形成民間救災國內標準

2015年3月，基金會救災協調會成員們參加在日本召開的第三屆世界減災大會，大家都有點“傻眼”———大部分國內基金會跟國際救災機構對不上話。

“跟國際水平差距有點大。”馮元說。

“以救災中的食物供應為例，按照聯合國人道救援標準，應按照每人每天2100大卡熱量的標準配置食物，飲用水也有很高的要求。相比而言，國內救災比較粗放，先發點米面再說。”宋波補充。

魯甸地震救災時，社會組織之間鬧起了矛盾。原因在于大部分機構沒有受過系統的訓練，走的是“野路子”，而有的機構是按照國際標準來的。相互之間對不上話，沒有共同的標準和話語體系。

鑒于此，南都聯合多家基金會推行國際標準在國內的普及，通過開展《環球計劃———人道主義憲章與人道救援響應最低標準》培訓的形式，幫助救災機構提升能力和意識。

“完全照搬國際標準不現實。我們依據實際情況，希望國內逐漸形成自有的民間救災標準。”馮元說。

為了做好這件事，南都聯合壹基金、國際美慈組織、成都授漁公益發展中心等成立了一個虛擬的人道主義救援標準推廣委員會，大家分工明確，比如南都提供資助，成都授漁公益發展中心負責組織具體的培訓。

“目前已經培訓了一兩百人，他們都是參與救災或救災組織的骨干。”馮元說，“我們希望推動民間救災有序、有效，這是所有行動的邏輯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