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醍醐寺文物到中國展覽是一種回歸

2016年05月13日 09:49 | 作者:陳若茜 | 來源:東方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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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醍醐寺藝術珍寶展”將日方上千年歷史的寺廟文物請出國門展覽,此前少有先例。東京國立博物館原副館長西岡康弘曾表示,醍醐寺文物到中國展出是一種回歸,日本文化的根底就在中國。《藝術評論》就此專訪了與此次展覽相關的上海博物館原副館長陳克倫、上海博物館副館長李仲謀以及上海博物館青銅研究部的師若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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醍醐寺藏鐮倉時代《山水屏風》 

2016年5月11日在上海博物館開幕的“醍醐寺藝術珍寶展”,從展覽設想到最終落地、正式開幕歷時五年。這五年看似稀疏平常,他們每醞釀一個展覽幾乎都要經歷少則幾年,多則10余年的時長;這五年又極不尋常,要將對方上千年歷史的寺廟文物請出國門展覽,此前并無慣例也少有先例,從醞釀到落地歷盡艱辛。

2011年,時任上海博物館副館長的陳克倫在訪日期間,得知日本醍醐寺的文物在東京國立博物館副館長西岡康弘(現已退休)的幫助下,曾到德國舉辦展覽。“醍醐寺文物等級非常高,而且有一些是年代非常早的文物,那次在德國的展覽非常成功。我們跟西岡館長又是有著二三十年交情的老朋友,我就萌生了能否在西岡館長的協助下,讓醍醐寺文物到中國來辦一次展覽的想法。”

而展覽更直接的源起就是“醍醐寺和中國的關系”。日本京都的醍醐寺和中國淵源深厚,可追溯至唐朝。

唐玄宗時期“開元三大士”金剛智、善無畏、不空相繼入華,標志著“純密”正式傳入中國。長安青龍寺惠果先從不空受金剛界密法,后又從善無畏弟子玄超受胎藏界密法,融合金剛、胎藏二法,創立“金胎不二”學說。公元804年,惠果將“金胎不二”之法授予來長安學習佛教的日本僧人空海,空海回國創立日本真言宗,以京都東寺為根本道場,故又稱“東密”。

醍醐寺開山始祖圣寶理源大師,為空海徒孫,傳承空海真言宗衣缽,于(日本)貞觀十六年(公元874年),在京都東南郊的笠取山頂建立精舍,供奉準胝和如意輪兩尊觀音像。寺院得名醍醐,笠取山也隨之更名為醍醐山。由于得到醍醐、朱雀、村上等多位天皇的推崇,醍醐寺不斷擴建形成現今的規模。

也就是說,日本真言宗傳自于唐代的漢傳密教,西安的青龍寺是日本醍醐寺的祖寺。作為日本真言宗發源地的中國,在經歷了歷史上唐武宗的滅佛運動之后,密教在中國內地已難覓蹤影,日本的佛教宗派卻一直傳承至今。

另一方面,醍醐寺作為一座世代相傳的“木文化”與“紙文化”的寶庫,珍藏有包括69000多件國寶,6500多件重要文化財,其他未被指定的佛像、繪畫等文物約有15萬件,其中很多佛教文物都帶有濃郁的唐宋藝術遺風。密宗類文物,很多據傳是空海從唐朝帶回的樣式,后來統稱為“弘法大師樣”。比如許多畫作,明顯可見其受到中國唐宋道釋畫的影響;佛造像方面,可看出其源自唐代長安漢傳密教的樣式,又體現了日本佛教造像自身的特色,呈現出另一番不同于中國藝術造型的意象內涵。

基于日本醍醐寺與中國之間的深厚淵源,西岡康弘和陳克倫都認為應該力促這一展覽成行。“西岡館長甚至表示,他退休后有三大心愿,其中之一就是幫助中國舉辦醍醐寺展,這個心愿是為了回報中國,因為日本文化的根底就在中國。然而要在宗教界辦這樣的展覽不是一蹴而就,需要長期醞釀,更何況寺廟文物出國展覽難度很大,寺廟它不是博物館、美術館,不能和其他博物館直接簽協議籌劃展覽。”三年前因為別的任務,陳克倫再次去到日本,在西岡康弘副館長的提議和陪同下,赴京都醍醐寺拜見了座主,并向其介紹了上博的情況。陳克倫說,醍醐寺座主對于辦這樣的展覽非常有興趣,同時提出,因為醍醐寺的源宗是從西安過來的,西安的青龍寺(現已毀掉)是醍醐寺的祖寺,所以他希望上博能跟西安方面聯絡,在上博舉辦展覽之后,可以再到西安去展覽。“醍醐寺座主認為,這是一種回歸。”由此促成這一展覽將在上海博物館和陜西歷史博物館先后開展。

隨著舉辦展覽事宜的進一步敲定,去年9月初,在上海博物館副館長李仲謀的帶領下,上海博物館五人一行去到日本京都醍醐寺,實地考察挑選文物,商討展品目錄。面對醍醐寺文物庫房滿目的琳瑯珍品,隨行者都感到非常震撼。醍醐寺文物展此前曾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和奈良都展出過,唯一一次的出國展出經歷是在德國。“我們以此前的三次展出經歷為基礎,再針對中國的情況增補了一些展品,最終形成現在展覽的框架結構,展覽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為醍醐寺的源流;第二部分展示醍醐寺的佛教藝術,即醍醐事相,第三部分為醍醐寺從安土桃山到江戶時代日本典型的藝術作品,即風雅醍醐。”

李仲謀透露,策劃此次展覽,最大的難度在于展品的定奪。“醍醐寺的文物,日本國寶和重要文化財占的比例很高,要想體現醍醐寺收藏的整體面貌,涉及到出國的日本國寶和重要文化財產需要占一定的比例。而日本對此控制得非常嚴格,超過一定比例需要日本文化廳批準,所以難度相當大。另外日本對于材質脆弱的織繡、紙質繪畫、木雕等文物都有非常嚴格的展覽規定,最多只能展示四周至八周,此次展覽涉及上海和西安兩地展覽,展品調整更換事宜更顯復雜。” 經過反復協調爭取,日本文化廳放寬了珍貴文物出口的數量,上海和西安兩地展出的國寶和重要文化財占展品總數的50%,突破日本原來設定的限制。

回望醍醐寺的發展歷史,日本在明治時代也經歷過被稱之為“廢佛毀釋”的浩劫,以京都和奈良為中心的很多寺院,為了尋求財源而不得不將佛像和法器轉讓。在那個文化遺產大量流失海外的時期,醍醐寺完整地繼承和保護寺院的一切寶物,連一張紙都不曾流失。于是,醍醐寺的文物躲過了這場劫難。

在上海博物館展出的這場醍醐寺文物珍寶盛宴中,我們除了看到中日佛教、藝術、文化曾經的交流,更應該反思的是,我們如何學習他們,保護好祖先留下的文化遺產,令其世代相傳。就本次展覽,《東方早報·藝術評論》專訪本次展覽的中國策展方代表,上海博物館青銅研究部的師若予。

編輯:陳佳

關鍵詞:醍醐寺文物 到中國展覽 是一種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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