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人趙碧珍患有心臟病，需要開胸更換心臟瓣膜，因為手術必用藥魚精蛋白缺貨，她只能在病房里排隊等藥。低價救命藥，越來越高頻率出現缺貨。有醫生分析，這與藥品價格低，企業利潤薄、無生產積極性有關，甚至有醫生猜測，這可能是藥品生產企業漲價的前兆。（5月3日《華西都市報》）

這邊廂，患者的疾病具有“等不及”“傷不起”的焦急和迫切；那邊廂，低價救命藥的短缺，讓他們求醫問藥的道路有了更多的無奈和艱辛。市場需求與供給之間出現的斷裂乃至脫節，讓患者處于 “無處購藥”的尷尬之中。

原本可以給病人帶來光亮和溫暖的低價救命藥，為何會出現周期性短缺呢？這些藥品價格低，企業的利益空間比較逼仄，在生存理性的驅使下，企業會壓縮甚至停止低價救命藥的生產。說到底，企業和消費者之間建構了一種并不穩固的利益關系，一旦企業調整生產經營策略，消費者就會面臨“無藥可買”的困境。

低價救命藥在招標的過程中，“低價手段”通常都能奏效。可是，拿到生產批號之后企業卻不愿意賠本生產，導致市場上的低價救命藥處于一種供不應求的狀態。醫藥不分家帶來的“以藥養醫”、大處方等醫療亂象，也會擠占低價救命藥的生存空間。

原本可以便民、利民的低價救命藥，如何惠及更多的老百姓？只有多一些“想老百姓所想，急老百姓所急”的共同體意識，低價救命藥才能彌合“碎片間的縫隙”，找到不同利益群體共同的利益關注點。

許多公共問題的解決，政府、 市場和社會三方力量都各有責任，單純依靠或者忽略某一方往往都是不可取的。將擔子全部壓在企業身上顯然難以為繼，公共部門的“制度補血”猶如“及時雨”——不論是出臺鼓勵低價救命藥生產供應的招標、使用和報銷等方面的配套政策，還是給予企業一定的補貼，只有實現企業與老百姓的“雙贏”，低價救命藥才會形成穩固的、長期的供求關系。

低價救命藥事關患者特別是的生存生態，具有一定的公益屬性，并不具備完全市場化的特征。只有將制度護佑和人文關懷有機地結合起來，通過多種渠道來破解“無藥可買”的困境，降低就醫成本， 才能讓老百姓有更多的“獲得感”。（ 楊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