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生產者來說，對利潤薄的產品沒有積極性，沒有什么不合理的。而對于患者特別是低收入群體，救命藥若比較昂貴，就意味著不是治不起而死，就是救了命之后傾家蕩產、負債累累。即便是中產階層，因病返貧的例子也不少。有醫保，也不等于任何病都醫得起，任何藥物都用得起。

按理說，生產者在供應低收入患者救命藥的問題上，沒有更多的義務。這種義務的承擔者，只能是國家。而近年來不斷出現廉價救命藥短缺甚至斷供這種問題后，輿論的指向也基本都是國家義務。國家應不應該、有沒有能力、如何兜底廉價救命藥這種醫療基本保障，已經有了很多見仁見智的觀點。比較集中的意見是，國家應該對廉價救命藥設置一定的保障機制，比如國家定量定向采購，并建立國家儲備制度。也就是說，廉價救命藥物的生產供應，應由國家相關部委、地方政府與生產商簽約；各級醫保定點醫院對這種藥物有需求時，或需要一些儲備時，由醫院從“國家藥房”訂貨進貨；醫院開藥的價格執行國家定價。

廉價救命藥保障機制，最大的問題是資金。生產企業會出現一定的利潤損失，因而國家必須給予相應的補貼，企業才愿意生產。實際上這是一個民生問題。而涉及“救命”的民生，一是國家有兜底義務，二是國家設置相應的專項資金，盡管會增加財政負擔，但應該不存在承擔不起的問題，也完全符合公共利益原則。

廉價救命藥短缺問題不斷成為輿論熱點的情況下，有關方面不應繼續沉默，而應當表現出民有所呼、我有所應的態度，至少要先表表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