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五一節，趙碧珍覺得特別漫長，她患有心臟病，需要開胸更換心臟瓣膜，因為手術必用藥魚精蛋白缺貨，她只能在病房里排隊等藥。她的病友們等不及，已陸續離開，她一直在等待，但不知何時能等來“救心”的藥。低價救命藥，越來越高頻率出現缺貨。（5月3日《華西都市報》）

不熟悉醫藥的民眾，估計對“魚精蛋白”這個名詞也不至于太過陌生。2011年下半年，這種藥在全國多省市缺貨。北京部分醫院受到牽連，非緊急手術只能臨時叫停，以至安貞醫院、阜外醫院這樣的“用藥大戶”，也被迫到用量相對較小的醫院去“收購”。

彼時，我寫過一篇評論《魚精蛋白是低價藥命運的寓言》，呼吁關注廉價救命藥的走向。全國輿論也密集提請相關部門關注此類藥的斷供亂象。哪知時過境遷、昨日重演——5年過去了，救命的魚精蛋白還在“缺貨”。這種大面積全國缺貨之現狀，誰來負責、誰可負責？

事情看似并不復雜：“魚精蛋白”是從魚類新鮮成熟精子中提取的一種堿性蛋白質的硫酸鹽。因為制藥工藝要求很高，全國只有兩三家企業有資質生產這種生物制劑。但因為定價偏低，生產積極性可想而知。問題恰恰在于兩個層面：第一，此藥既然沒有可替代性，又屬于救命的基礎用藥，“特殊保障機制”在哪里？市場不是萬能的，價格調節更不是零風險的，明知斷供有生命危險，公共責任為何不能兜底呢？第二，魚精蛋白“斷供”無論是漲價前的“逼宮”、抑或是“技術攻關”的癥結，醫藥監管部門了解內情嗎？既然5年前上演過此般“險情”，相關部門為此做了哪些改進、有過怎樣的應急作為？

當微信朋友圈在悼念“長效青霉素僅剩兩藥企生產”的時候，實際上，更多知名或不知名的廉價藥，早就音訊杳無、消逝無痕。今年初，據媒體報道，受原材料價格急劇上漲、利潤不足等因素影響，西地蘭、注射用紅霉素、潘生丁等多種供應數十年的基本藥物，正逐漸從市場上消失，患者只能用其他高價藥替代。一項對全國12城市40余家三甲醫院臨床用藥情況的抽樣調查顯示，國家和地方增補的基本藥有500多種，其中有342種短缺。

便宜藥不長命，不過是情理中的事：成本翻倍，定價卻束手束腳，虧本買賣自然沒人愿做；更為共識的禍首，是逼著醫療機構用“貴藥”的以藥養醫機制。有療效，無“錢”途，劣幣驅逐良幣，“廉價藥”自然就死在“過于廉價”的癥結上。

這些道理，并不新鮮。有人說，只有政府、藥企和醫院三方博弈后找到“市場平衡點”，“藥價高殺人、藥價低要命”的亂象才會終結。但問題是，有多少等著救命的病患，能等得起這漫長無期的“若干年”？

5年了，救命的魚精蛋白還在斷貨。這“續命”的責任和作為，還要等待多少個“5年”？（鄧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