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1號，家住四川眉山市的駱女士把銀行卡弄丟了，這張卡是以母親的名義開戶的。補辦時，銀行告知駱女士，需要開戶本人來辦才行。這把駱女士急壞了：母親全身癱瘓，沒有語言能力，跟父親住在山西，怎么可能回來?半年多了，她存在銀行卡里的14000多元，想了各種辦法，就是取不出來。（4月18日《華西都市報》）

補辦銀行卡事關客戶的切身利益，保障客戶的資金安全、防范金融風險需要銀行進行審慎操作。如果銀行在執行過程中不嚴格遵循程序正義，不可避免會被某些人“鉆空子”，從而給客戶帶來經濟損失，給銀行帶來聲譽損傷。就此而言，“有錢難取”是為守衛程序正義支付成本，需要老百姓多一些包容和理解。

然而，面對不近人情的“全身癱瘓本人來辦”，那種“望錢興嘆”的無奈和艱辛，難免會讓老百姓產生物質和精神上的雙重剝奪。一件明明做不到的事情，卻要求客戶做到；“全身癱瘓本人來辦”不僅讓駱女士遭遇“有錢難取”的物質損失，也讓她承受了精神上的痛苦與傷害。

作為一種公共規則，“補辦銀行卡本人來辦”要求所有社會成員一視同仁；只不過，不同的客戶在身體素質、健康狀況上存在著顯著的差異，要求失能老人親自到銀行補辦銀行卡，顯然是強人所難——對制度剛性的過度追求，不可避免會對人性的溫暖造成損傷，甚至會演變為一種麻木和冷漠。

“全身癱瘓本人來辦”說到底，就是規則缺乏“異質思維”，對特殊情形進行了選擇性忽略和漠視，導致一些人的利益訴求處于一種邊緣地帶。德國學者漢娜?阿倫特認為，每個人都順從命令，并為服從命令找到借口來為自己開脫，看似平庸無奇的惡，卻是現代社會危險的惡行。“庸常之惡”不斷加重，人性淪陷也就越來越走向深淵。

不論是“盜木免罰”，還是“偷雞免刑”，抑或對“偷電腦送子”網開一面，都生動地說明：在堅守程序正義的基礎上，對一些弱勢群體和特殊情形給予適當的傾斜，并不會為規則“減分”，反而會增強規則的使用價值，讓規則更有人性溫度和社會溫情。只有在制度設計上更合理一些，在細節上考慮更周全一些，打破“一刀切”的生硬與死板，才能避免“硬制度”淪為“死規定”。

對于本人不能親自來辦理的銀行業務，能否在確定信息真實的基礎上，以一種更加便利、更加人性化的手段來“解鎖”？既保護客戶資金安全、防范金融風險，又切實地便民、利民，需要銀行對規則多一些有溫度的執行。對于銀行來說， 此舉雖然會加重運營成本，卻贏得了客戶的尊重、信任和社會認同。（楊朝清）